扬州位于长江下游镇扬河段的北岸，现距长江入海口320公里。历史上的扬州曾是连江襟海，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文人荟萃的东南大都会。而运河的开发，长江的利用，则是扬州千百年来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生命线。关于运河的开凿、演变等问题，已有众多的学者作了研究，本文拟从出土文物的发现，谈谈长江镇扬河段的历史变迁问题。
    镇扬地区长江河口变迁的历史状况
    从地质地貌资料分析，长江水道在镇扬之间主要经历了河口段和近河口段两个阶段。在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大理亚冰期消失以前，长江河口一直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状态中，它的变化与冰期的到来和消退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地质资料证明，在大理冰期时期，海平面在今海平面下约120米左右，曾在黄海、东海的海底沉积层里采集到水牛的残骸和猛犸象的牙骨[1]。这说明那时东海、黄海的大陆架完全裸露在海平面以上、所以，在大陆架上必然存有长江古河口的延续部分。第四纪冰川有多次进退，不同地区冰期的次数也是不一致的[2]，在地质上留下了许多地层堆积。根据上海市的陆地钻孔资料记载，在孔深约300米的地层中，分别于40～70米、116～133米、254～257米深的三层地带中发现了喜冷植物的孢粉，这不仅说明随着冰川的进退，长江河口和海平面随之在不停的变化外，也反映出冰川在这里延续时间的长短。镇扬间的长江水道在大理冰期消失以前，一直处于河口和近河口这两阶段的变化之中，而最后一次作为长江河口段，应在大理亚冰期消失以后。
    大约一万年前的一次冰川消退后，出现了冰后期气候，世界气温逐渐转暖，由于冰川的消融，海平面逐渐上升，促使海水大幅度地向陆地侵入，长江河口的位置不断向西推进，到大理冰期末海平面已上升到今海平面下40米左右[3]；到距今约八千年时达到今海平面下20米左右[4]；到距今七千五百年至五千年间是冰后期气候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3℃，年降水量比现在多500～600毫米[5]。海岸线已向陆地伸展到最大的限度，海浪直拍扬州北面的蜀岗和镇江附近的象山、北固山麓。在蜀岗下蜀系黄土岗南沿发现有较宽广的海蚀平台，在镇江附近的丘岭之间的河谷中发现有泻湖相的沉积层[6]，根据钻孔资料分析和地面遗址的调查，冰期后的海侵曾达到仪征市的铜山地区和江宁县的湖山地区。清代《扬州水道记》作者刘文淇曾经对宁（南京）镇（镇江）山脉和仪（仪征）六（六合）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在江宁县的湖山和仪征市的大、小铜山的山崖之间，发现有若干条带状的卵石层堆积，里而含有蚌壳、螺壳化石，由此，他推断“此乃古之海口”[7]。扬州里下河地区的高邮、宝应、兴化一带的湖泊群体、原是全新世海侵后的黄海浅海湾，由于长江北岸沙嘴和淮河南岸沙嘴不断向东延伸，使里下河海湾逐渐被封淤，形成泻湖，随着湖水的不断淡化而变成今日的淡水湖泊，如宝应的射阳湖、广洋湖、兴化的大纵湖、蜈蚣湖、得胜湖等。在这些湖泊的沉积层中夹有较厚的蚌壳、螺壳层，并常伴有麋鹿亚化石出土这些遗迹都是由于海水作用于河口、海湾地带以后所留下的侵蚀和堆积的地貌形态。当时长江在镇扬一线入海，形成了一个南北宽达五十华里的喇叭形的入海口。焦山对岸的象山和北固山的陡崖上，都留有海浪和潮汐长期侵蚀的痕迹。《舆地纪胜》和《丹徒县志》中均把位于镇扬长江水道中的焦山和松廖山称之为“海门山”，焦山、松廖山并峙于江心，形似门阙，又谓之“海门”。这些遗迹证明了镇扬之间原是长江入海的河口段。
    长江镇扬河段江岸的历史变迁
    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左右，随着长江河口东移，镇扬间的江岸开始从河口段向近河段转变。到了公元二世纪以后，镇扬间的长江水道进入了近河口段。这个时期，无论从地貌、水文和出土文物等方面来考察，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曲江的湮没，长江岸的南迁，江心沙洲的淤涨并岸、江面阔差的收缩等等。
    在此，我想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结合古文献史料，对镇扬间长江口岸的变迁及其规律，进行分期论述。
    一、两汉三国时期
    古文献中有关长江水道的记载：
    1.《汉书·地理志》广陵国条下：“江都（县）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汉江都县，取意于“临江之都城”和“县为一都之会，故曰江都也。”
    2.枚乘《七法》中记载：“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于汉广陵曲江观涛之说，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写道：“大江浩洋，曲江有涛。”梁章矩在其所著的《文选旁证》中引《俞思廉语》云：“唐以前，广陵自有曲江，当在今瓜洲之北，而曲江向有其涛，唐以后为沙所涨没。”此语前文经考证很为确切，他证明了曲江的位置是在瓜洲之北，向有其涛之说，但关于曲江为沙所堙没的时间考证不确切，我认为不是在唐以后而是在唐代以前，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详细论述。
    3.《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载：“（黄初）六年冬十月（225），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至于魏文帝行幸广陵，临江观兵，因水道结冰，舟不得入江而叹“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这和汉代广陵城南附近有曲江和大江的历史地理是相吻合的，否则魏文帝也不能临江观兵临江而叹了。
    从考古资料看，扬州城池的变迁与文物的分布，是和扬州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分不开的，也和长江故道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8]。从扬州的地质地貌来考察，扬州地形可以蜀岗为界，划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为蜀岗，在地质上蜀岗属下蜀系黄粘土，形成于第四纪上更新世，距今约十万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筑的刊城，汉广陵城，直至隋唐时期的衙城均筑于蜀岗之上。蜀岗以南为长江冲积平原，在地质上属于第四纪全新世冲积层，形成约一万年。在蜀岗以南冲积平原没有形成以前，长江北岸的江岸直抵蜀岗南沿。所以在蜀岗南沿形成了较宽广的海蚀平台。据马正林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简论》一书中考证：春秋末年，“当时江岸在瓜埠、胥浦、湾头、宜陵、溱潼一线，邗城的西南角滨临长江。”“当时长江口是一近似喇叭形的河口，一直到湍山以上扬州附近，才见收缩。也就是说扬州以上江已形成，扬州以下为海湾形状，在骤然开阔的扬州湾内散布着沙洲”[9]。到了汉代，江岸已经南移，但人类的主要活动仍在蜀岗之上，自远古至两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也主要分布在蜀岗及蜀岗以北地区，如处于蜀岗南沿的仪征市胥浦甘草山商周文化遗址[10]；仪征市破山口西周土坑墓[11]；邗江县七里匈葫芦山商周文化遗址；扬州桑树角吴邗城遗址；扬州城北黄巾坝、凤凰河汉代墓葬群等。
    通过文献史料和有关考古资料的考证，两汉时期的长江北岸已由春秋末年“邗城的西南角滨临长江”的位置南迁到蜀岗以南约五华里的沙河一线。但必须说明的是，汉代扬州的江岸有两道，一道是曲江北岸，一近是大江北岸，这里所述的长江北岸是指曲江的北岸。曲江位置已有所考，而大江北岸位于何处？这个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直到近两年。从考古发掘中才得到解释。1986年位于蜀岗以南约二十华里的京杭运河施桥船闸进行二期船闸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批东汉时期的陶井圈，井内出土了牛鼻耳绳纹圜底灰陶罐[12]。这批东汉陶井圈的发现，说明了在东汉时期施桥一带已形成一块面积较大的江心沙洲，洲上已有居民居住。由于施桥沙洲的存在才使浩瀚的长江在镇扬之间形成曲江和大江之分，亦由此出现了引为美谈的“广陵涛”。从施桥船闸出土的东汉陶井，说明汉代大江的北岸应在今施桥船闸一线，从地面迹象考察，在今施桥东侧仍有一条称为夹江的水系，夹江东起三江营经姚家港、新码头、至施桥、扬子一线西去，这应是汉代大江水道的遗迹。
    长江南岸的镇江，古称京口、京城、润州及润浦，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沿江冲积平原和黄土阶地的侵蚀残丘上，南依岗峦起伏的宁镇山脉，北临浩浩荡荡的长江，京杭运河与长江于此交汇。
    镇江江岸由于受地质、地貌的影响曲直不一，据《南史·列传第四十一》中载：“京城以西有别岭入江，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号曰北固”。北固山位于今镇江城东北角，其东南方向的花山湾是东晋故城，1984年镇江博物馆在东晋晋陵罗城的试掘中，清理了东汉和东吴时期的砖室墓各一座，墓内出土了“建安十年（205）朱氏作”的铭文镜[13]。北固山的东北为象山，象山滨临长江，向东沿江一带为谏壁、大港和王家嘴的丘陵坡地，坡地相对高度不超过30～40米，属下蜀系黄粘土，距今约十万年。在这些丘陵山脊上分布着许多商周时期的台形遗址，商周时期的土墩基，和汉代墓葬。据《丹徒县志·卷八·陵墓篇》云：“扬州刺史刘繇墓在城北，今沦於江”，“吴王刘濞墓在雩山下谏壁里北。”据此分析，两汉时期，谏壁、大港以北一带原为丘陵地区、离江岸尚有一段距离，后因江水冲击，才形成今天的地貌。否则，刘濞、刘繇墓就不可能葬于谏壁里以北一带。
    上述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证明，两汉时期，镇江一侧的长江南岸由于受地质地貌的影响曲直不一，基本滨临花山一线，北固山、象山是突入江中的半岛，象山以东至王家山嘴一线的江岸当在今江岸以北一线。
    二、两晋至隋朝时期
    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1.《南齐书》载：“永初三年（422），檀道济始为南兖州，广陵因此为州镇，土甚平旷，刺史每以八月出海陵（今泰州市）观涛”。
    2.《资治通鉴·隋纪四》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又发准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淮安县）到扬子（津）入江”。
    3.《隋书·场帝纪上》载：“上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
    刘宋永初三年，擅道济出任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时，由于长江故道的南迁，江心沙洲的淤涨，使原来位于曲江和大江之间的施桥沙洲与北岸相连成陆，而显得土地十分平旷，曲江的淤没，“广陵涛”也随之消失，檀道济每到八月之望只能到海陵一带观涛。到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开山阳渎直达扬子津，这时长江北岸已达扬子律以南一线。隋炀帝在扬子津筑临江宫，并在大业七年（611），十三年（617）两次在该宫大会群臣[14]说明当时江岸已距扬子津有一段距离。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四中，蔡宽夫诗话云：“润州（今镇江）大江本与扬子桥对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渚耳。”由此可知，从南朝施桥沙洲并岸后，直到隋朝、长江北岸向南伸展缓慢，而扬子津以南的瓜洲沙屿逐渐淤涨出水。
    考古、地理资料证明，这时期蜀岗以南冲积平原己形成，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两晋至隋朝时期的遗迹和遗物[15]。1988年在邗江县汉河乡柏圩村发现一座隋代的铜钱窖藏，出土了隋五铢钱若干枚，这说明从两晋到隋朝，由于长江故道的南迁，蜀岗以南形成了开阔的冲积平原，并有人在此定居生活，它为隋唐扬州城池的南迁奠定了基础。
    长江南岸的镇江在两晋时期，江岸线基本保持在西汉时期的岸基上。1984年镇江博物馆在花山湾发现了东晋晋陵罗城，此城位于市区东北的京岘山的余脉上，城墙是依山加土夯筑而成，平面略呈梯形，它北距今江岸1.5华里，东北距焦山2.5华里，西北距北固山后峰1华里。据考证，此城修筑于东晋初年，至唐代后期被废弃[16]。从此城“因山为垒，缘江为境”的地理特征来看，当时晋陵罗城北城垣仍濒临长江。至隋朝，江岸已离开晋陵罗城向北迁移，从镇江市区的钻孔资料反映，“表土下为水相淤沙土，系长江冲击而成”[17]，唐开元（714～741）年间，齐濣 移漕路至京口一线，也说明了唐代以前这里已淤积成岸。史料和考古资料皆表明了两晋至隋代，长江南岸已从东晋时期江水直拍晋罗城，北迁到今天的中华路一线，江岸的北迁，为唐代润州城的西迁，大京口的开凿，提供了地理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