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七七事变启端的全面抗日战争，把中国政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相互穿插而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局势，使得政治生活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突出地表现为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与集权统治的加强这两种矛盾趋势的并存上，对此学术界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在对这两种趋势的具体认识以及两种趋势并存的原因的说明上，语焉不详。本文试就此作一论述。
    抗战时期集权统治的加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的中心统治地位大大强化及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形成。即国民党由党内民主制改为党内独裁制，国民党政府由“行政院负责制”改为“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制”，以及军事独裁制的建立。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等几乎所有的党政军最高职务，甚至出现了所任职衔之间互为提名、互为负责的怪现象，个人集权达到了顶峰。
    第二，特务统治的加强，基层“党治”和保甲制度的强化。周恩来曾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①a]。1938年，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分别成立并公开活动。”中统“和”军统“不仅在军政部门以及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乃至县党部普遍地建立起特务机构，其触角还广泛地伸向全国的大中学校、工厂、社会团体和保甲组织等，从而在全国编织起庞大的特务网，使全国人民生活于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中。”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特务统治的世界，……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②a]。
    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建立了保甲制度。抗战以后，为进一步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控制，又以倡导地方自治为名推行”新县制“，并把它与保甲制度相结合，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各县保甲整编办法》。这些法令及其它相关文件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以下为乡（镇），乡（镇）内之编制为保甲。保甲组织成为”全国一致“的新县制下最基层组织[③a]。乡（镇）长、保甲长必须加入并绝对效忠国民党，保甲组织内还建立通信网，”担任调查异党活动之通信工作“，并与中统特工人员密切联系。”新县制“还实行”融政于党“方针，建立地方党政一体化的权力体制，强化基层政权中的”党治“功能，使各级权力均掌握在国民党员手中，做到”层层节制，逐级运用“，”使党的力量融纳于地方上各种固有的政治和社会的机构之中。“[④a]
    第三，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空前加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了经济统制政策，凡工矿业、金融业、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在国民党政府的管制机关（如四联总处、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花纱布管制局、专卖事业管理局等）的严密控制之下。经济统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抗战的需要，也的确对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客观上它毕竟造成了”抗日战争期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空前地加强和扩大了“[①b]。官僚资本是直接利用国家政权的势力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官僚资本又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②b]。它”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③b]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的加强必然反映国民党集权统治的加强。
    第四，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系统化。蒋介石在1939年3月发表的题为《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和1943年3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是其系统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从思想上强化一党专政的两篇代表作。其中《中国之命运》是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总汇和大成。它将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想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抗战时期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和平的政治斗争和某种程度的”政治妥协“成为国共双方所接受的原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共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就指出：“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而中日矛盾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主要的矛盾。”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要“由武器的批评转到批评的武器”，要“利用批评的武器，善用一切适当的斗争方式，提出自己的正确的主张，批评朋友的每一动摇”[④b]。但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又是有节制的，不是毫不妥协的。即使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挑起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共也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使斗争影响抗战大局。国民党在这方面也是如此，蒋介石就“曾一再宣称……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⑤b]。国共两党关系的这些重要变化，对于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及其变动有着巨大的影响。
    第二，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捐弃前嫌”，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共赴国难，挽救危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桂系首领李宗仁即发表谈话，表示：“本人系军人，只有服从领袖，奉行政府合理化建议，抱定牺牲到底的决心，为国家民族争生存争奋斗，实行抗战，决不容有丝毫妥协与屈服之理”[⑥b]。李宗仁的谈话，代表了当时各地方实力派的认识。
    第三，国共两党外的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也开始活跃。在积极的政治活动中，这些党派、团体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提高和扩大，影响日增，并逐步走向合作，最终形成对中国政治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国共之外的中国第三大政治势力。
    以上三点，既是中国政治朝民主化方向发展的重要表征，同时亦为民主化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第四，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体制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专制独裁的政策有所调整。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对国民党之外其他党派政治团体的活动及人民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均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①c]从而使党派政治活动及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有了一定的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的代议机构的建立，是民主化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抗日救亡的客观要求，以中共为首的进步民主势力的强烈呼吁，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此有所表示。1937年8月，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国防参议会。1938年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它是一个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政治团体与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涵盖不同地区、民族及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战时民意机构”。尽管无论是从国民参政会的组成、职权的规定，还是从其议事规则及实际工作成效等来看，它离真正民意代表机构的要求与内容，还相去甚远，但在当时剧烈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②c]。
    这一时期，国民党控制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也有所开放。一些非国民党籍人士与国民党内非嫡系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加入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中，当然，国民党政权的门只是微微开了一点缝，根本不足以改变政权的基本构成，极少数进入国民党政府的民主人士，也很难自由地充分地行使职权。但门毕竟是开了，这就为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与政治团体、进步人士在更高的层次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