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观之，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其一，应将主义的宣传与问题的研究相结合，既反对实用主义，更要反对空谈泛议的教条主义。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引进与传播外国外来的新思想、新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传播才能启发广大群众变革现实的觉悟。可是仅仅停留于此又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把外来的新思想、新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前者容易，后者要艰难得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首先认识并提出这个重要问题，其意义不言自明。鲁迅先生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清楚地看到别国人民由于有了新的主义使革命的形势大为改观，看到了新的主义所显示出来的“新世纪的曙光”。但这新主义是否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是否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都需要认真研究。他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13]可谓智者所见略同。
    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在引进外国新主义的时候如何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如何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确是个大问题。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所特有的求实精神，富有针对性地在其名著《反对本本主义》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4]。他在这里批评的实际上就是革命队伍中那种只会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了解、也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不良倾向，阐述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某些中央领导者的上述错误倾向越来越严重，“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5]。令人遗憾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个问题很难自始至终地妥当解决，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也属于“左”倾教条主义性质。按说，在夺取政权，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之后，应全力从事新社会、新国家的建设，研究和解决发展生产力这一重大问题。但几十年来，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被彻底批判与否定，以致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胡适主张过的都是反动的，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是革命的。研究实际问题常常被视为改良主义、实用主义，而只空谈革命的主义，即使不干任何的具体事情也是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事无巨细，首先要划分它们是什么主义，只要被划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范围，一切弊端和问题都可以掩盖起来，反之就要被否定，遭批判。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义与理论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因为这涉及国家走向未来的大方向，但这与研究实际问题并不矛盾。如果片面强调主义有决定作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僵死的宗教教条，看得比封建时代的孔孟之道还神圣，使它不能成为启发人们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科学理论，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在经济建设上，我们长期被“姓社姓资”问题所困扰：把某些属于现代化生产所共有的经济形式视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而加以排斥；把一些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形式、科学经营管理方式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来批判或否定；对某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手段不敢取其所长，大胆引进，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导致我国的经济建设历经曲折。应当说，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其二，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方法。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革命”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字眼，而“改良”总是一个贬义词，“改良主义”更是罪同“反革命”。其实对一个国家或社会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问题上，革命与改良都是需要的，只不过不能混淆各自的意义和作用而已。19世纪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改良运动，虽然在政治上以失败而告终，但在思想上却影响深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古老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先导。改良主义失败以后，只有革命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再坚持改良主义那就是历史的反动。但改良作为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永远不需要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以革命方式实行对社会制度的“根本解决”，当然是争取人民解放的首要任务，但这决不意味着对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只有“革命”一种办法。事实上，即使在革命洪流中，对某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也仍然只能一点一滴的改革即改良。在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在救国问题上许多人坚持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改良主义道路。实践证明，他们所向往的道路走不通，他们的理论救不了国，但他们的初衷是想让已经落伍的中国跟上世界现代化大潮的脚步，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积极作用。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能说他们是反动派。对一切都不加分析地采取彻底革命的态度是形而上学，尤其是在社会制度问题“根本解决”之后，仍坚持反对改良，拒绝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循序渐进的改革，幻想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办法加以“根本解决”，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动荡，甚至会葬送来之不易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
    其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百家竞起、异说纷呈、良莠并茂的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毕竟不能代表整个五四新思潮。因此，不能认为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是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的“反动思想”，不能统统将它们置于五四新思潮的对立面。如果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思潮中唯一的合法地位，那必然人为地将丰富多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化，而且必然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正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那样。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评价中，对李大钊的全盘肯定与对胡适的全盘否定，正是将这种多彩历史简单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思想智慧的结晶，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在不断地向理论提出挑战。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优秀思想与科学理论新成果；划清政治斗争与学术争鸣的界限，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使人们真正享有遵守宪法前提下的学术民主；允许不同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的并存。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而且能够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更多有益的理论财富。
    注释：
    ①葛懋春等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②⑤⑨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载《每周评论》第31号）。
    ③⑥[11][12]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载《每周评论》第35号）。
    ④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⑦《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⑧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1919年4月。载《每周评论》第28号）。
    ⑩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载《每周评论》第36号）。
    [13]《鲁迅全集》第1卷，第35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11-112页。
    [1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