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风暴，动摇了旧权力结构，但并未使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到普遍体认，而进一步进行工具合理性的研究和挖掘。自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达到社会整合的权力结构，这个超大社会失去一体化的治理系统，陷入了长期的不稳定和无序状态。这种不稳定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需要权力结构具备以下4项条件：（1）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以支持现代化进程；（2 ）高度专权化和专门化的制度的发展，为政治作用的稳定扩大做好准备；（3 ）行政体制中的中央、行省和地方三级的结合能为有效率的政治管理做出重要的贡献；（4）具备一支干练而谙熟规章制度的行政官员。 近代以来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点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风暴，不可能使旧权力结构演化成这样的结构，它本身也没有力量促成这样一种符合要求的新的权力结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落后的大国，在通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结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四所提出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然而中国社会蕴含着阻碍它变为现实运作的种种机制。这自然是因为它的政治路线问题。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普遍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也随之兴起，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总有种种因素阻碍强有力中央政府以及专权化、专门化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各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使那样一支干练的行政官员队伍没有形成。现在的中国中央政府虽然可以说是有力的，但离罗兹罗曼所提出的条件还相差一定距离。企盼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加大力度，使一个领导中国现代化加快、顺利进行的权力结构早日展现在人们面前。
    三、创造出文化的“奇理斯玛权威”，形成有生机的中国文化传统
    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社会中存在着“奇理斯玛权威”现象。“奇理斯玛”本意是“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的词汇，最初指的是得有神助的人物。麦克斯·韦伯用它来界定权威。他指的”奇理斯玛权威“是个人魅力权威之意，后来被引申不仅指具有创造性的人物的特殊素质，而且指能与最神圣--产生”秩序“的--泉源相接受的行为、角色、制度、符号以及实际物体。”奇理斯玛“赋予社会以中心或中心价值体系，是符号秩序的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我们好多人虽不能明确说出这一点，但能感觉到有这样一个不能化约的中心。现代社会学对”奇理斯玛权威“作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真正的个人自由与”奇理斯玛权威“密不可分。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总要有所根据，如果社会的文化中没有强有力的”奇理斯玛权威“起着示范作用，那么许多人的内心势必非常空虚、贫乏。而”奇理斯玛权威“在社会中出现与发挥作用，有赖于一个有生机的系统，僵化的传统和激烈的反传统都妨碍着”奇理斯玛权威“的产生。
    我们不妨对中西近代启蒙运动加以比较。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特别是古希腊的民主制，抛弃尘世的宗教信仰文化，与现代文化联系紧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没有完全抛弃传统，而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的旗帜，以弘扬古代文化中的民主、人道精神为主要内容。这种精神尽管在欧洲中世纪封建教会的黑暗统治下被窒息，然而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一种民族潜意识或集体意识，早已深深积淀在欧洲人民的心灵深处，因而一经启蒙，便引发了广大人民的响应和共鸣，并在反封建和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得到发扬光大。这种文化变迁呈现一种连续性、稳定性，是对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而不是传统的断裂。在社会上很快形成”奇理斯玛权威“，促进了生产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们总的倾向却是全面的反传统。他们把所厌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符号以及传统社会中的一切制度设施，都与传统中的基本思想建立了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盘打倒不可。当然这种反传统对于批判传统”吃人“的封建礼教，启发人们的民主、科学意识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这种全面反传统的倾向使他们企图割断实际上根本无法割断的文化传统，结果只能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一个企图全盘否定历史传统的民族，就会失去借以吸取其他民族先进文化，迎接光明未来的基础，因而也会使”现在“处于无序状态，从而使历史沉渣泛滥成灾。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而是全面的反传统，不能造成中国社会”奇理斯玛权威“所需要的有机系统，自由、民主、法制、科学，100年来未产生实际效果，那就可想而知了。
    梁漱溟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思意识于理论家与实践家为一身的学者，难能可贵地发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弱点。他曾说，新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陈仲甫先生所谓”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和胡适之先生所谓”批判的精神“，这我们都赞成。但他觉得若只这样都没给人以根本人生态度，枝节的做法，未免不切，各种新的思想潮流和改革纲领纷至沓来，却总是在笔头口头转来转去，总没有什么实际干涉，真的影响出来，只有踏实地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他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梁漱溟一直在谋求使实际价值和他规定的价值统一起来。他暗示，只有依靠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内心牢牢地树立了人生态度，改良才能获得成功，行动才能达到有效，”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在改良能成功地完成之前，一定要有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群众性感情的信仰。梁漱溟所说的”人生态度“与”奇理斯玛权威“极为相似。现代化是必须与精神的重建与复兴相伴随的。由于中国缺乏这一基本的先决条件，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未产生真正结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与后来毛泽东坚持的激烈反传统的”文化革命“思想密切联系，他曾以此作为改造中国人本性的方法，这一点与五四运动非常相象。任何激烈的反传统对中国都是没有好处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奇理斯玛权威“所代表的有生机的传统，只会形成思想的浮泛和行动的混乱，而不会产生真正的个人自由。
    中国文化要创造出”奇斯玛权威“，形成有生机的传统，就需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即把中国传统中符合时代需要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加以挖掘和改造，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钱不值，假若不是如此，中国封建社会何以保持千年之久。儒家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一样，其中也有人道主义与民主思想萌芽，完全可以批判地继承，发扬光大。儒家的奠基者孔、孟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向往原始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是原始社会后期尧、舜所创立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局面。他们的民主意味着领导者、管理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尊重民意，人民拥有对不称职渎职官员实行罢免、废黜的权利，言论自由，保护人民议政、评政权利，不压制不同政见，实行舆论自由政策等。这些都是我们完全可以批判继承，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西方的民主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整合，形成中国有生机的传统。
    我们应当相信，在这场世界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当中，凡是我们民族文化确有的长处，绝不会丧失，只会发扬光大。而那些一经与外来文化接触就如泥菩萨过河一样的东西，断然不是民族文化中值得珍惜的东西。全盘否定传统即不能说明现在，也会失去未来。强调民族性，将是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只有将其创造性转化，才有利于形成强大的”奇理斯玛权威“，中国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70年代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拉开，中国现代化建设步入了正规。但不难看出，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面临着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的难题，专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迷信活动到处盛行，法制时而被践踏。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仍是我们前进的目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起强有力的权力机构，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形成文化的”奇理斯玛权威“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