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闯关”的广大汉族移民为饥饿、自然灾害、军阀战乱等原因所驱，视家乡为死地，蜂拥出关，极易在东北落地生根，这一点就与来到东北地区的外国移民有着根本的不同，此后他们子孙繁衍，由客籍渐成土著，东北也就成了家乡，但这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移民初来，也是仅把东北当作谋食之地而不当作家乡，明明要在东北定居下去，却总以为根在关内，家在关内，自称是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而不说是东北人。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广大移民的社会心态。移民闯关过口，千里东来，在饱受严寒的侵袭下，还要忍受地主、军阀、官僚，特别是俄、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欺凌，因此忍辱负重地求生存，心境期望值与离开家乡时的相比相差悬殊，内心深处的期望在异地同样不能马上得到或者永远得不到补偿，心理上的压力不能解决，这就在心态上造成了奋发上进与得过且过的念头和想法。又因为移民乃是各省杂凑之民。身处异乡，则脱离了故乡的那种既限制他们又给他们以精神寄托的家族关系，不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为了生存，必求互助，于是移民群中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这就是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于是有了“山东帮”、“河北帮”、“山西帮”、“浙江帮”等，同乡之间或许有联系，但在整体上却不能不是一盘散沙，故而只能散散漫漫地生存。如此等等，则又造就了移民社会的另一种两重性心态：讲义气、讲豪爽、讲帮派，“抱团”的积极生存精神与忍辱怕官、屈从地生存、给碗饭吃就行的消极心态相共生。撇家舍业后的万般艰难，远离家乡亲人的乡愁与孤寂，更使广大移民们需要苦中作乐以熬过漫长的岁月。就算肚腹可以填补，精神上的饥渴却难以排遣。如此，辽阔、粗犷、雄豪的黑土地不仅没有使他们养成粗犷雄豪的心境，极端艰难的生活处境反滋生了他们乐天知命的思想。这不是高度理性思索的结果，而是在生活压迫下无可奈何的反抗。这是流浪汉的快乐，“庄稼汉在田间或炕头的对阵，往往妙语联珠，听众不时为之喝采”。这极大地锻炼了东北汉族移民的语言机智，“那不是内庄外谐的幽默，而是忘乎所以的欢乐和有趣。”[①c]这种寻求欢乐和有趣的心理素质和社会心态，可以说是当时东北移民社会中的一个主流心态，对以后东北黑土地的文化与新型关东人不无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东北汉族移民能够打破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而敢徒步行千里来“闯关东”的精神，那勤劳艰苦、任劳任怨的本色，支撑他们苦难的乐天思想，即能忍辱负重又敢于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压迫的素质，也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沉淀于关东人的性格之中，使“虎”、“实”、“好乐”构成了近代东北移民社会主体成员的共同性格。由于先有沙俄帝国主义的蹂躏，后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上严寒的气候环境与谋求生存的困难，也使近代东北汉族移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急躁、易冲动的性格，这种性格也许并不深沉，但自然不乏阳刚之气，与广大的白山黑水相映照，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刚猛形象，出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写照。更进一步来看，广大汉族移民的深层次心理上的怀恋关内故土的情结与思想无法割舍，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大众心理角度能够解释张作霖父子屡次进关，为什么能得到广大汉族移民的支持与参加。张氏父子（他们也是移民的后代）为什么一直要支持一统江山，而反对东北与内地割裂开来的原因了。从一定历史视角上看，近代东北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广大流浪者的食所。这里的人多少缺乏博大长远的忧患意识，却有着最现实的生存态度和健康快乐的天性。这种心态与性格沉淀到新的一代关东人的身上，对今天的关东文化影响很大。
    （三）从一定文化意义上讲，近代东北移民社会是中原社会的延伸。汉族移民成为新型关东人的主体，作为文化的载体，中原文化也毫无疑义地随着“闯关东”移民进入了东北。东北地区与中原虽然有着一定的地理距离，但从历史上看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①d]在东北的移民社会中，“人们保持了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原则，但却吸收了进取的实用价值的细节”。[②d]正如台湾著名学者赵中孚先生所言：“最主要的，在主观意义上，移民社会的广大成员并不因地理距离而自觉有别于故乡同胞。这情形好象是一个来自鲁西的黑龙江农业移民和一个在胶东落户的鲁南农民在感觉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换言之，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当你同一个在黑龙江省已经居留两代以上的山东农民交谈，你会发现，除了轻微的乡音变化之外，在感情和意识上，他仍旧是山东人。部分东三省人，在离开家乡后，也常把籍贯区别为‘山东济南’，或‘河北保定’之类的。这说明一个事实，对大多数东三省移民社会的成员来说，‘东三省’或‘东北’是一个行政和地理区分的标志，是抽象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才是真实永恒的存在。”[③d]
    了解了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形成、移民社会的心态及其性格特征，移民社会与中原社会的关系，就会明白近代关东人及其文化何以会有那样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何以能战胜其它国家的移民，而最终成为东北的主人的原因。历史不能割断，无论是物质生产的历史抑或是精神生产的历史，伴随着近代东北开发而形成的新型关东人的性格及其移民社会的心态，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一种生命力的表现，积淀于东北人的美好天性之中，至今仍然制约着东北人及东北文化。祖国东北粗犷雄浑，而其地域文化却年轻、欢快、有趣、奔放，甚至还散发着一点特有的乡村泥土气息。这不是矛盾冲突的结果，恰恰反映出了一部近代广大中原汉民移垦东北开发东北历史背后的深层次画面。
    注释：
    ①a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考》，第261-262页。
    ①b②b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甲表86、88摘辑测算。
    ③b（日）天野《满洲经济的发展》，第32页。
    ④b（日）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第52页。
    ⑤b《东北经济小丛书（2）人文与地理》，第27页。
    ①c张志立、王宏刚主编《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第630页。
    ①d②d（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第664页。
    ③d（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三辑，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