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平工作”的构想及其策略(2)
从陶德曼工作后期阶段起,上述国民政府否定论,在日军攻占南京后进一步蔓延,成为战时又一种处理对蒋关系的指导方针,从而在日本决策上层形成了两种倾向:一是正视蒋介石的存在,主张即使转入长期持久战,也必须以迫蒋接受“和平”条件为目的,始终承认它的中央政府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一切手段,促使该政权实现对日政策的根本改变。即“国民政府中心论”;二是另行扶植傀儡政权作为中央政权,使之彻底贯彻亲日路线,将现中国政府降为一地方政权,谋求其崩溃或并入“新政权”的麾下。即“新政权中心论”。1938年“一·一六声明”即是折衷这两种主张的产物。外务省在解释发表此项声明时指出:“此次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一方面预告新政权的树立及向着承认它的方向迈进。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南京政府的存在,而表明无视它的态度。”[27]即使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样暧昧的词句,避免用“否认”两字;以为今后同蒋介石国民政府或它的继承者进行“和平交涉”留条后路。这就是“一·一六声明”的真实意图。 三 如前所述,“一·一六声明”发表后,日本对蒋“和平工作”进入了“国民政府中心论”,还是“新政权中心论”这两种政略构想的重大选择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先后在华北和华中扶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断绝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否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意向昭然若揭,与之进行公开的外交交涉也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又顾忌蒋介石的实力依然存在,和对“临时”、“维新”两傀儡政权的统治力量存有疑心,对诱蒋“和谈”仍抱有希望。“宇垣外交”正是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背景下诞生的,并明显地表现出“对蒋工作”的政出多门和秘密外交的色彩。 宇垣一成是近代日本陆军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宇垣派”的首领。他一贯主张大力推进军备的近代化来有效实施“大陆政策”,是日军对外扩张总体战略形成的关键人物。同时他又不断施其影响力于政坛,深受政党、财阀青睐,曾多次被举为首相人选。宇垣在政、军界的强大发言权,以及他在对华关系、处理中日战争等问题上的主张,使得他成为能够打破“一·一六声明”造成的困窘,重开对蒋“和平”的渠道,平衡“国民政府中心论”、“新政权中心论”这两种主张尖锐对立的合适人选。 宇垣对出兵华北、扩大侵略战争规模持谨慎态度,因为企图通过“对华一击”,迫使(蒋)提携合作是一厢情愿。若能如愿以偿,是个奇迹[28]。同时,“从主张强调国际主义角度,对挥动棍棒也必须慎重”[29]。因此,“接着应该让霞关(日本外务省的所在地)发挥作用”,用外交手段解决事变。但为此必须辅之于军事打击手段,包括对南京、南昌等重镇实施战略轰炸。那么日本应该同怎样的政权进行外交交涉呢?对中国失陷后引起日本决策上层争吵不休的这一问题,宇垣提出了能够成为日本和谈对手的条件:能真正代表、统治中国,并能理解日本的立场,反苏的政权[30]。但在目前“各地方涌现的政权尚未摆脱虚弱的本质,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意识意外强烈,蒋政权的国内统制力相当存在”[31]的情况下,“应迅速用相当的条件,以蒋介石为对手,走恢复和平之路。这可能是贤明之举”[32]。为此,“必须对中国通实施总动员,带着(日本的)意向,同中国各界的要人进行接触。”[33]宇垣还批判军部干预外交的越权行为,认为“只要不对军部的越轨行动加以统制,就不可能使外交走上正轨”[34];主张加强内阁的统治地位,实施一元化外交。宇垣在接受外相一职任命时,向首相近卫提出入阁的四项条件:(一)进一步加强内阁的团结,统一。(二)迅速决定对时局的方针。(三)实现对华外交的一元化。(四)不墨守不以蒋政权为对手的论调,等等[35],正是基于他的上述主张。 蒋介石、张群等国民政府要员与宇垣很早就有来往。宇垣的上台,使他们大受鼓舞并对尽早实现中日“和平”交涉寄予期望。5月,蒋介石嘱咐张群电贺宇垣出任外相,借机试探日方对“和谈”的态度。张群还毛遂自荐,表示他本人或汪精卫愿意出面接洽。但宇垣深知张、汪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臭名昭著的亲日派,便指名要与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接洽。 实际上,早在宇垣上台前,受小川平吉指派,3月萱野长知及其助手松本藏次已在上海开通经贾存德对孔祥熙的“和平”路线。小川是著名的中国通,与首相近卫文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近卫内阁智囊团的重要人物。宇垣上台后,便竭力控制这一渠道。乘6月9日萱野回国述职之际,6月11日宇垣亲自接见萱野,表明不取坚决排斥蒋介石的态度[36]。宇垣还指示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同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于6月23日在香港开始会谈。此外,宇垣还多次在会见外国记者的公开场合,直言要修改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37]。宇垣上台后的一系列表示,大大刺激了现地的对蒋工作。 此时,高宗武秘密到达日本,谋求由汪精卫取代蒋介石出面实现“和平”的途径,引起日方的兴趣,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声甚嚣尘上。7月12日,近卫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提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的政权”[38]。日本政府所谓“第一流人物”,即指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1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通过了《中国之新中央政府建立指导方案》,准备在攻占汉口后建立所谓“中国新中央政府”[39]。这实际上是对“一·一六声明”的补充:即日本所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仅是指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等亲英美集团,而不排除其它派别和集团。日本试图以拉出汪精卫亲日集团的“迂回办法”,或造成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的孤立而自行垮台,或使该集团与既成的“临时”、“维新”等傀儡政权合并,成立新的中央政权,来打开对蒋“和平运动”的僵局。9月3日,参谋次长多田骏在会见受《朝日新闻》主编绪方竹虎委派,即将赴香港寻找与蒋方人士和谈线索的该报编辑局顾问神尾茂时,明确表达了上述策略。多田认为:现在是讲和的合适时期。为此,蒋介石必须暂时下野,但将来可以再度出山。未来的新政权取分治合作的方式,由“临时”、“维新”以及放弃抗日路线的国民政府合并组成[40]。 坚决排斥蒋介石的主张,引起外务省内的“温和派”和在现地直接办理对蒋秘密外交的“民间人士”的反对。7月1日,石射向宇垣外相提交了一份《关于今后事变对策的考察》的长篇意见书,概括了收拾时局的四种方策:消极论(攻占汉口后,缩小战线,致力于重点地区的占领和防卫),新中央政权树立论(使“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未来在汉口建立的政权合并,推唐绍仪、吴佩孚等人为新中央政权的首脑),三政权大合流论(使“临时”、“维新”两政府与国民政府合并),国民政府对手论(以正统中央政权国民政府为对手实现“和平”),认为“消极论”和“新中央政权树立论”是下策;“三政权大合流论”也因国民政府与既成政权势不两立且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故缺乏现实性;而唯有“国民政府对手论”,才是解决事变的最好办法。石射并提出了6项和平的基础条件:保持国民政府的体面,不给中国主权以限制,不以蒋介石下野为绝对条件,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要求取消国民党,以经济提携为重点[41]。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在意见书中认为:蒋介石辞职问题会引起我方的方针同中国内情的正面冲突。为暂时避免之,先讨论讲和条件,这些条件一旦被接受,就会置蒋介石以必然辞职的境地,这才是上策。我方在获得实质上有利的讲和条件后,因蒋的辞职问题而拖延战局的情况,绝对可以避免[42]。并警告说,必须在汉口陷落前达成和平,否则就会失去解决时局的机会,萱野也对日本决策上层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和谈的先决条件的僵硬立场表示失望。 如果说石射、萱野等人的主张,是出自他们与中国长期特殊的关系而对中国政局有较深了解的话,那么中村则是在同蒋介石集团直接谈判陷入困境后,才痛感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的。7月18日,乔辅三携带孔祥熙、蒋介石磋商的结果,飞赴香港,正式向中村通告了国民政府对和谈的态度和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答复:(一)中国停止反日。(二)通过缔结日满华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三)承认内蒙自治。(四)不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但承认在全中国进行平等互惠的开发。(五)非武装地带在接到日本具体要求后再行解决。(六)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但是加入防共协定,还是缔结特别协定再予研究。(七)中国没有支付赔款的能力。针对双方谈判重大障碍的蒋介石下野问题,乔辅三转告了孔祥熙如下态度:“蒋介石主席本人甘持下野的态度,但是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来同日本签订条约呢?又有谁有履行条约的能力呢?”“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但我本人实无抑制国人而同日本签订条约并使其正确履行的能力”。“时至今日,可否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前,蒋“必须依然处于其原有的地位”。孔祥熙还提醒道:“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实现,汉口失隐后讨论议和将更加困难。”[43]。面对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的上述表态,中村明白在蒋介石地位的问题上,中方不可能作出让步。因此倘若日本再坚持僵硬立场,“和谈”必将破裂。为劝说政府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作出让步,7月22日,他随萱野回国。 从宇垣提出入阁的4项条件看,其内心是要改变政府对蒋介石排斥的态度,但慑于板垣、东条等陆军强硬派的主张,他不敢与军方对着干。而如今,对蒋谈判处在十字路口,陆军进攻汉口又迫在眉睫,稍纵即逝的和谈良机一旦失去,不仅日军被迫陷于持久战,从而使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难以实现,甚至还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因此宇垣决心接受石射、萱野、中村等人的意见,对要求蒋介石下野采取更灵活的态度,以打破现地“和平工作”的僵局。9月4日,宇垣私下向石射透露了上述心迹:“我认为关于结束事变,正如你的提案所及,只有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和平。自己也在大臣就任时就现情况打破1月16日声明一事得到近卫首相的谅解,但只是急于提出以蒋为对手的和平会引起骚动,因此只好等待时机。从最近的形势看,我以为现在已是着手这项工作的适当时期。如有可能想在汉口攻略前,与蒋达成和谈”[44]。但宇垣还是不敢过于拂逆陆军意志,便采取折衷的策略:即谋求与现国民政府间的和谈。和约签订之后,蒋介石下野,排斥共产党势力,建立亲日政权。为使和谈取得突破,宇垣表示若孔祥熙等人出面会谈,他本人也愿意出马[45]。9月4日,宇垣以“务必成功的决心”,派遣萱野再度前往中国,重开因“高宗武工作”而一度中断的“宇垣--孔祥熙工作”[46]。根据与萱野事先的约定,同日,小川面见近卫首相,竭力陈述与蒋和谈的紧迫性,以促使决策上层尽快拿定主意[47],绪方也电令神尾留在香港,准备协助萱野[48]。9月8日,萱野从上海致电小川,请示:若孔祥熙等人誓约反共提出停战,日本是否接受。小川根据宇垣的意见,指示:必须确保在反共和平实现后蒋介石下野。为避免在华日军对停战提出苛刻条件,应由孔祥熙和宇垣进行直接谈判[49]。小川认为:即使孔祥熙的蒋介石下野保证,由于蒋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但它必然会引起蒋孔分裂。因此,与孔开始交涉也不会对日本不利[50]。宇垣大受鼓舞,决定采纳萱野的建议,在军舰上与孔祥熙直接谈判,并要求海军提供军舰。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