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瞿秋白撰写《多余的话》时，已经充分做好了在敌人狱中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就义的思想准备。《多余的话》竣稿后二十天左右--1935年6月12日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两名中统高层特务，专程从南京赶到福建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当这两名特务在瞿秋白跟前夸奖叛徒顾顺章叛变为识时务时，瞿秋白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们认为他这样作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28]是年6月18日，瞿秋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一天，他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走上刑场后，他“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演讲，主要是讲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29]等等。演讲后，他神态自若地等待刽子手枪杀。在刽子手扳动枪栓前的一刹那，他回头向刽子手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30]说完，饮弹身殒。这表明瞿秋白原先已经充分做好在敌人狱中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就义的思想准备，是真实的。
    《全评》又说：瞿秋白《偶成--集唐人句》绝笔诗“悲观的情调”，“印证”出《多余的话》“思想上的灰暗是主要的”。[31]
    《全评》连瞿秋白的绝笔诗都理解成情调“悲观”，这就难怪他们会认为《多余的话》“思想上的灰暗是主要的”。其实，瞿秋白的绝笔诗思想健康，是无可非议的（参看笔者《评瞿秋白绝笔诗》一文--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
    《全评》还说：瞿秋白“把投身于革命斗争并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说成“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这“真象是一个‘忏悔的战士’的死前自白”。[32]
    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是这样说的：“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33]瞿秋白在他这些话中，分明是把自己带着“文人结习”--潜伏着绅士意识投身革命并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说成是“历史的误会”；并不把自己投身于革命斗争并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说成是“历史的误会”。瞿秋白“历史的误会”的说法，是对自己潜伏着绅士意识进行无情的自我嘲讽。这种嘲讽，流露了他对自己潜伏的绅士意识的鄙视与憎恶。
    由是观之，《重评》、《全评》以上的这些论述，都很难令人置信。因此，他们主要建立在以上这些论述基础上，认为瞿秋白的这种诉说情调消沉，或者思想动摇、意志衰退的观点，也就很难令人置信了。
    注释：
    [1]瞿秋白《多余的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永祥编《瞿秋白年谱》，第145页。
    [2]《瞿秋白年谱》。
    [3]《瞿秋白年谱》。
    [4]《瞿秋白年谱》。
    [5]《瞿秋白年谱》。
    [6]《瞿秋白年谱》。
    [7]《瞿秋白年谱》。
    [8]《瞿秋白年谱》。
    [9]《瞿秋白年谱》。
    [10]《瞿秋白年谱》。
    [11]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致郭沫若信》。
    [12]《瞿秋白年谱》。
    [13]《瞿秋白年谱》。
    [14]《瞿秋白年谱》。
    [15]《瞿秋白年谱》。
    [16]《瞿秋白年谱》。
    [17]《瞿秋白年谱》。
    [18]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3页。
    [19]王维礼·杜文君《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20、21页。
    [20]《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3页。
    [21]《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4页。
    [22]《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2页。
    [23]《重评》援引的，是这段《多余的话》中的某几句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3页）。
    [24]《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3页。
    [25]《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20页。
    [26]《瞿秋白年谱》。
    [27]转引孙克悠《瞿秋白之被捕与就义》，《人民日报》1985年7月26日。
    [28]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革命资料》第二辑，第205页。
    [29]《瞿秋白毕命纪》，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5日。
    [30]《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21页。
    [31]《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20页。
    [32]《瞿秋白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