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原有的十几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基础，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以互助经济为基础的工农兵政府，及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对立的行政区域--解放区。解放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解放全中国伟大事业的大后方，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解放战争的成败。
    在解放区建设过程中，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推动了解放区的整体建设和发展，宣传、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达19个[①]，到解放战争大规模“武装夺取城市”的运动作战前夕，其分布已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占有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部分地区。形成以延安、西柏坡为领导中心的宏大社会结构，已接近形成“民主中国的模型”[②]的国家形象。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人民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出现了民主色彩鲜明的政治形态和经济结构。解放区的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解放区是我党在“以农村改包围城市”的斗争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它所处的区域大多是农业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要“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③]解放区的文化事业就必须成为服务于“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重要的战线”。[④]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任务和方向，他明确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⑤]
    解放区文化直接继承了抗日根据地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根据地文化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而根据地文化和解放区文化的源头又是苏区文化，三者都是随着革命武装割据的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诞生的，又是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培育起来的。虽然它们产生的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和革命对象不同，但其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苏区文化是先导，抗日根据地文化是成熟阶段，解放区文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历史环境中对前两者的继承和发扬。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诞生的苏区文化，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战斗性、文化主体所要求的大众化、革命任务所需要的民族性和“军民共建”的操作方式，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党和解放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方针、政策，实现了有效的文化控制和较完善的文化整合。在党的组织中建立文化管理部门，管理党的文化事务，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政府中成立文化行政机构，对解放区日益丰富、活跃的文化活动和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社团进行有效管理。《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的党组织和军队“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做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⑥]东北局政委会《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工人阶级为要巩固其已得的胜利并推进全国的彻底胜利，为要负起领导全体人民建设繁荣幸福的新东北与新中国的责任，就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与文化技术水平，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人类先进的科学，只有掌握了人类先进的文化技术，才能领导国家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⑦]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提出了“普遍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文化事业，培养专门人才；……促进社会主义活动及提倡正当娱乐”的主张，并以施政纲领的法律形式规定下来[⑧]。
    党的指示文件和解放区政府颁布的文化法令、法规，是解放区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它不仅明确了文化建设的内容、任务，而且从根本上划清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本质区别，确立了解放区文化事业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正确方向，并且较为全面、准确地规定了解放区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巩固，其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和质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于解放区文化建设形成了较完整的行政网络和思想体系，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各项具体文化事业的发展，过去比较落后的解放区，在战争环境下，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打碎了反动统治阶级加在人民大众精神上的枷锁，“大批群众由于政治上翻了身，已开始急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⑨]，这又为解放区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认识和群众基础。同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创造了许多适合国情、乡情和时代需要的经验典型”[⑩]，文化建设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化社团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就领导建立了许多文化社团，其中以延安的文化社团为最多，影响也最大。进入解放战争阶段以后，革命的对象、任务变了，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革命人民一方了，文化社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改组了原有的抗日文化社团，使其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另一方面成立了许多新的文化社团。如1948年8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边区的文联，联合召开华北文艺工作者会议，决定将两边区文联合并，成立华北文艺界协会，会议选举萧三、李伯钊为协会正副主席。1946年2月至5月，先后建立起华中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晋冀鲁豫边区文协分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山东分会等一批文化社团。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下，1949年3月，华北文艺界协会的作家、原在北平的作家以及从香港等地来到解放区的作家，商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组成了由郭沫若、茅盾等42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具体进行筹备事宜。文化社团成为解放区文化兴盛的标志，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建构了文化基础。
    文学的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有了完整的理解。一方面结合斗争形势的需要，一方面注意艺术上的加工，创作了一批既有鲜明时代特征，又有完美艺术形式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其代表。这两部长篇巨著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以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较高成就，分别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和三等奖。在作家努力于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赵树理是杰出的代表，不愧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1]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解放区的诗歌也是文坛上的一支奇葩，民歌民谣的滋润和影响是一个显著特色。诗人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运用陕北“信天游”写法的成功之作。
    艺术成就。从1943年起延安掀起“秧歌运动”，经过改革的新秧歌剧风靡一时，《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融歌、舞、剧于一体，革掉了旧秧歌中的不健康情调，初步具备了歌剧的雏型。《白毛女》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民间歌舞、乐曲为基调，吸取现代歌剧的表现形式，创造了民族化、大众化的新型歌剧，为中国发展民族新歌剧，探索了一条可喜的道路。解放区文艺运动中，戏剧是最活跃的一支文艺大军，尤其是新歌剧的诞生和京剧改革的成功，为建国后的戏剧改革积累了经验。在音乐方面的主要成就有：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马可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罗宗贤的《刘胡兰》，以及根据民歌改编的《东方红》、《绣金匾》等。在舞蹈方面，1947年胡果刚、查列组建了全军最早的专业舞蹈队--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舞蹈队，并创作排演了大型舞蹈《进军舞》。解放区的漫画十分活跃，主要有华君武、蔡若虹等著名漫画家。解放区的木刻艺术有广泛的普及和分布，主要有古元、石鲁等木刻艺术家。
    教育事业。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面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并且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胜利。在4年左右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级人民政府在教育上继续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教育改革的精神，并根据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战争等特点，确定解放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土地改革、保卫胜利果实、开展生产运动、支援解放战争服务。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各解放区在教育中主要的工作就是举办大量的各级各类干部学校，进行广泛的普及教育，编写各种各类的新教材，培养出大批干部，争取了广大知识分子，使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报刊、广播、出版事业。日本投降后，解放区出现了一批新报刊，其中有1945年12月9日在江苏淮阴创办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46年5月15日在河北邯郸创办的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2]1947年11月12日，随着石家庄的解放，出版了关内第一家大中城市报纸《新石门日报》。1949年8月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其他省市或全国性报刊陆续出版。早在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故于1943年春暂停播出，1945年8月中旬恢复播音。1947年3月21日延安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陕北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机构相继从农村迁入新解放的城市，取代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新闻机构。日本投降后，延安解放社和各解放区的出版社，以及西北、太行、中原、山东、华北、华东等新华书店，都印行了大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全国各大城市陆续解放后，相继建立了国营出版社21家，后增至54家，有200多家私营出版社逐步走向联合，进行集体经营。[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