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宁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闽、赣、粤、湘、桂、黔、川、滇、康、甘、陕、青等省，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谱写了一曲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丽诗篇。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实现战略转移，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指引和广大红军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外，红军还充分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并运用正确的策略，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由于红一方面军所经过的地区主要是西南地区，故本文拟从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分析红军完成“战略大转移”历史任务有关问题。
    从1916年反袁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在粤、桂、湘、黔、川（包括西康）西南六省逐渐形成了拥兵割据的军阀，史称西南军阀。这些军阀虽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纷纷投靠蒋介石，但始终与蒋介石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以求保持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这些拥有实力而又非自己嫡系的军阀既要笼络收买，又想排斥消灭，时拉时打，时哄时骗。当中央红军由江西、福建出发，向西部实行战略转移时，蒋介石认为收拾这些西南军阀的机会到了，企图借消灭红军之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一石二鸟之功效。蒋介石亲自到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督剿”，就是以统一西南，消灭长征红军的一箭双雕作为总策略的。西南六省的军阀，即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宗禧、湖南的何键、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以及云南的龙云等，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又担心蒋介石乘机染指他们的地盘，于是对红军的长征，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中央势力与西南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冲突，打破了他们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最先与红军接触的军阀是广东的陈济棠。长征初期，蒋介石就在粤、湘、桂边境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由何键担任“追剿”总司令，薛岳担任前敌总指挥，但实际上，薛岳率领九个师的中央军在长征一开始奉蒋介石的命令对中央红军只是“追而不剿”，“以机动穷追为主，匪止即止”，[①]企图迫红军入粤，使红军与陈济棠军队两败俱伤。
    作为独霸一方的军阀，陈济棠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介石是一致的，因而在蒋介石组织的对中央红军四次“围剿”中颇为卖力。但曾三次通电反蒋的陈济棠也意识到蒋介石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削弱其实力的阴谋，故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对策，把广东军队主力集结，如发生战况，便于调动；同时，另以小部分兵力分驻各地，虚张声势，对蒋介石表示服从和拥护，借此向蒋要饷要枪。另一方面，陈济棠派人与中央红军进行秘密谈判，商议双方停战事宜，以求保存实力。1934年10月9日红军与粤军终于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五项协议，尤其是互相借道这一协议，为后来长征的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4年10月下旬，红军向西南突围，从江西南康、大余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边界。陈济棠执行了协定，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虽然仍装模作样地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机枪，如临大敌，暗地里却秘密通知各高级将领（团长以上，不包括团长），谓共产党只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互不侵犯，应饬属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同时，陈济棠还派巫剑虹的第四师运送1200箱步枪子弹给红军。[②]这样，红军在陈济棠的“明打暗和”的策略下，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使薛岳不得不放弃从赣南出击迫使红军入粤的计划。10月2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没有堵截。故我军在很短的时间里，胜利地通过了陈的管区，突破了由湖南军阀何键部防御的第二道封锁线，沿着湘粤边界继续前进。
    为此，蒋介石曾发了一个电报指责陈济棠对红军不堵截，措词极为严厉：“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平、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③]为应付蒋介石的指责，陈济棠命令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诸部，沿着宜章、临武、蓝山一线，追击长征红军，但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即回防广东、赣南。
    鉴于红军已进入湖南，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2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剿匪军”追剿总司令，将追击红军的薛岳部和周浑元部共9个师悉归何键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并未把这样做可将何键部调离湖南而使何键更易受控制的企图告知薛岳，这件事曾引起狂妄自大的薛岳不服。
    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而后在湖南腹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何键的“追剿”行动在西南六省军阀中是最为卖力的。何键接受蒋的命令后，秉承蒋的旨意，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各率所部分五路追堵红军。但何健心里也明白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因而采取了送客式的防堵形式，红军走到哪里，湘军就跟到那里，“不过必须使部队同红军保持一天的距离”。[④]另外，将其嫡系5个师又1个旅（除独37旅外）布置在湖南省境内或湘赣边，这样既可保护湖南腹地，又在侧后方可避免与红军直接冲突，以减少损失，而且也增加了湘系军阀的安全感。当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并在湖南通道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时，何键担心对尾追中央红军而离湘的五路追剿大师失去控制，恰逢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包围常德，何键乘机向蒋介石请求调其嫡系十九、六十二、十六军三个师北上而归自己节制，以求保住实力。湘军为求自保，使长征红军迅速地通过了第二、三道封锁线，向湘西前进。
    此时，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广西集结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以配合湖南的何键以及南京的周浑元、薛岳等部，企图在湘江以东的有利地形（即第四道封锁线）消灭红军，并许诺给桂军开拔费100万元，所用弹药实报实销。实际上蒋介石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命令中央军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据桂系的飞机侦察，蒋军原先以大包围的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但蒋军最近已停止不前约有7日；又据潜入蒋军参与机要的王建平密电，蒋介石采纳了政学系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建议，压迫红军分别进入广西的东部和广东的西南部，料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蒋军乘机跟进，这样既可消灭红军，又可同时解决桂系和粤系。[⑤]
    蒋介石企图利用湘江战役来削弱桂系兵力的阴谋被李宗仁、白崇禧一眼识破，白崇禧明确表示：“硬打，没那么蠢”，桂系的高级将领为此也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认为在红军的后面，有庞大的蒋军跟踪而来，因而广西既要防共又要防蒋。白崇禧认为红军从湘南西进是去湘黔辖界，仅是路过广西，而且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会深入广西腹地。根据白崇禧的判断，桂系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因此“对红军只宜侧击、追击，不宜堵击。”。为了不让蒋军以追击红军为名而开进广西，李、白二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和力量在境内外堵击红军，言外之音是望蒋军不要进入广西境。蒋介石为利用桂系追剿红军，遂回电说，除非万不得已，中央军都不进入广西境。
    为避免以有限兵力（当时广西仅有2个军共2万多人）既与红军又和蒋军两面作战的被动局势，李宗仁、白崇禧决定放弃原来拒止红军的计划，改为“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催促红军过境。其具体体部署是：19师防守桂林，43师和45师布防恭城、富川、贺县一线及龙虎关要隘，不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44师和24师的防地灌阳至全州，则要“开放”，这两师由石塘圩附近地区撤至灌阳、新圩附近东西地区之线，占领侧面阵地，只作监视行动，对红军后卫侧击和追击。[⑥]桂系将领把他们对红军侧击、追击的战术称为“打尾不打头”，认为这样红军不会回头反击，“打尾”还可促使红军快走。这种“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的“送客”方法，使红军能够超过桂北，经灌阳、全州、兴安间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在湘江消灭红军的阴谋。
    蒋介石获知桂系让路给红军过境时，即电斥白崇禧此举“无异放虎归山”，白崇禧则反唇相讥：“职部仅兵力十八九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兵于新宁、东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这一电文是蒋桂矛盾的一次大暴露。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指责哑口无言，只是严令桂军急速尾追向贵州西去的红军。但桂系的廖磊第七军虽尾追红军，与红军后卫却始终保持着2日行程，而且到达独山、都匀便不再行进。那时蒋介石坐镇贵阳，急电廖磊驰援，廖复电说：“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叹之道：“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桂系一方面“让道”给红军，另一方面则密切注视蒋军的动静，坚决拒绝蒋军入桂，当蒋系第36军周浑元部先头部队两个连进入湘桂边境的文市（属广西）附近时，就被桂军缴了枪。事后，桂军宣称出于误会，却给中央军下了一个马威。这样，桂系军阀既在红军过境时保住了实力，又抵制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境。
    桂系为自保而“让道”给红军，使红军迅速通过了湘桂边境，直奔贵州东部。在西南六省中，贵州是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省份，王家烈在西南六省军阀中的力量也最为薄弱，所以王家烈对追剿红军的态度是“防而不打、堵而不追”，尽量避免冲突，不能避免时，则“退避三舍”，让其通过。总之，以保存实力为原则。然而，蒋介石也是深知王家烈的力量，因而在西南六省中最先向王家烈开刀。当红军于十二月进入黔边时，蒋介石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攻，共军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⑨]在这种阴谋诡计下，蒋命令王家烈率黔军在黔东堵截红军，以黔军充当先头军，以此来消耗王军。
    1935年1月，英勇的红军击败黔军渡过乌江，解放重镇遵义。跟踪而至的薛岳中央军不仅不去援助黔军，反乘黔军新败之余，急行军长驱进入贵阳。在蒋介石的“一面收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精神指导下，薛岳一进贵阳，便开始夺取王家烈部队和贵州省的军政大权。首先派郭思演接管贵阳城防，任命郭为贵阳警备司令。这样中央军反客为主，王家烈进出城均受到他们盘查，“处境异常艰堪”；[⑩]其次，派人收集王家烈与粤、桂、湘等省军阀共谋反蒋活动，以及各种贪赃枉法的材料，向蒋告密；第三，断绝王家烈的财政供给，不发军饷给王部，并直接调动王的队伍，不让王集中部队，以防王另打主意；第四，对王的部属分化收买，尤其对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更是优礼相待，加以拉拢，使何、柏在后来迫王下台中起了极大的作用；第五，大力补充兵源，薛岳部因长途行军，士兵落伍者甚多，因而一入贵阳就大补缺额，以较黔军优厚的粮饷条件将王部士兵吸收到本部下。
    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时，长征的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12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11]同时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党的领导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而王家烈此时处境极为不妙，在前线其军队屡遭红军痛击，其后方老巢又被蒋军占领。迨四月中旬，红军主力西征入滇，在黔境内的战争已近尾声，此时在蒋介石眼里王家烈已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于是，蒋迫王辞去了省主席与25军军长职务，并迫王离开贵州老巢到武汉赋闲职。至此，蒋介石利用追剿长征红军之机夺取了贵州的军政大权，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黔系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