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阀忙于勾心斗争之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正确路线指引下，巧妙地穿插、周旋于敌人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各个击破，不仅渡过了天险乌江，而且四渡赤水，歼灭了大量敌人，从而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蒋介石利用红军长征乘机“吃掉”了贵州黔系的王家烈军，使得中央军入黔，这不能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早在1934年底蒋电令龙云出兵防堵时，龙云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商讨对策。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认为，“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红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红军进入云南，则蒋介石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力量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孙渡的意见极为满意，任命孙渡为第十路军指挥部行营主任，率滇军入黔追剿红军。
    为了进一步利用龙云为蒋卖命，1935年2月2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然而，多年独霸一方的龙云与竭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当1935年3月底红军为掩盖其欲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而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孙渡率第3纵队前来“救驾”。当孙渡率部迅速赶到后，蒋对孙是极力称赞，称孙是“真正的军人”，此时的龙云却坐立不安了，惧怕孙渡部被蒋控制，多次向蒋询问第3纵队位置，几近失态；当蒋要奖赏孙渡2万元，升孙为中将时，龙云怀疑孙是否已被蒋收买，几乎撤掉了孙渡。4月中旬，蒋介石准备提拔滇军的3个“作战有功”的旅长为师长，龙云急电蒋，声称各旅年皆少壮，立功有日，不宜骤于高位，以拒绝蒋染指云南部队。由此可看出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尖锐矛盾。
    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主力东调入黔而进入云南。滇军主力孙渡纵队跟在红军后面穷追不舍，其先头部队在23日即到达黄河与红军后卫接触。如果此时滇军穷追不舍，足以严重妨碍红军的顺利渡江。但是，龙云见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已进入云南，昆明防务空虚，为避免成为王家烈第二，龙云于4月26日命令急随红军的刘正富、安恩溥、龚顺璧3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孙渡率鲁道源旅追到曲靖，也向昆明集中。这样，距红军最近的追敌已撤向昆明，通向金沙江的道路已向红军敞开。
    龙云把追击红军的滇军全部调回昆明，一方面是防备红军进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龙云以昆明空虚为名，集中滇军，防止蒋介石解决贵州的故伎在云南重演。当薛岳部接近昆明时，龙云即派人向薛岳提出，不许中央军进入昆明，只准薛本人带少数随从入昆明，而且规定中央军行军必须走龙云指定的路线，否则发生误会概不负责。薛岳知道龙云不比王家烈，只能服从。
    在龙云滇军追而不堵的情势下，中央红军三万余人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渡过金沙江便进入四川地区（包括西康）。早在长征一开始，蒋介石深恐红军到川建立第二革命根据地，乃令四川军阀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事宜。而刘湘此时却顾虑重重，对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说：“红军西来的目的，……假如他们的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13]正如刘湘所料，蒋介石恰是想趁此机会派兵渗入四川，所以在刘湘11月到南京后，蒋介石方面即明确提出要中央军10个师入川协助作战。刘湘方面以川人对客军印象不佳为由予以坚决拒绝。最后双方妥协，蒋派军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1935年1月参谋团2000余人进驻重庆，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实际上不仅干预川省军政，即贵州、云南和后来之西康的事务，也要过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江长江，在川北或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湘此时极为紧张，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剿匪”总指挥，对潘面授机宜：“黔北的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政治生命，我们就虚以周旋，保存实力，决不对抗。一句话，就是要阻止红军进入川境。万一入境，如系假道他去，则开放进路，切不可截堵；如续向长江以北推进，则不惜任何牺牲，都要咬住不放，同时与北岸主力部队配合，坚决予以击赶。”[14]这就是刘湘对红军入川的态度。由于红军飞夺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迅速北上川西北懋功地区，使刘湘大松了一口气。
    刘湘喘息未定，1935年5月蒋介石飞往重庆，以一纸手令剥夺了刘湘的军事指挥权。6月薛岳部到达成都附近，此前为堵截红四方面军而由甘入川的胡宗南部也已控制了川北地区，这就形成蒋介石嫡系部队把握四川的局面，川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1935年6月-8月除杨森、刘文辉两部外，川军大多数部队都集结在成都周围地区，以拱卫成都，以防被各个击破。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以保实力。至于刘文辉的24军和杨森的20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红军作战的方针。当中央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元气大伤，追剿红军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追开野战”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这就便利了红军攻占泸定桥。红军跨越大渡河后，杨森表面上奉令派4个混成旅在恭经、天全、芦山布防，暗地里却派其侄杨汉忠与红军朱德联系，建议两军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赞同。因而红军经过杨森防区时，杨部士兵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红军也遵约尽量避免同杨部接触，遂得顺利通过恭经县，争取了时间，使敌人在天、芦、宝来不及筑堡防守，从而较迅速地通过了这些地区。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杨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滞不前。刘、杨两部的阳奉阴违和畏葸避战，便利了红军北上。
    在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蒋介石动用了粤军11个师、桂军5个师、湘军5个师2个团、黔军5个师3个旅、滇军4个旅、川军12个旅以及部分中央军对长征红军进行了围追堵截。尽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在反共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保存实力这一点上却是各怀鬼胎的。蒋介石欲乘追剿红军之机插手西南政务，而各地方军阀为保住自己的实力，“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因而并不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皆以防守为主。英勇的红军正是利用了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巧妙机动地周旋于敌军之中，胜利地跳出敌人包围圈，完成了战略转移。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胜利会师，标志着蒋介石费尽心思围剿红军的阴谋的破产。
    注释：
    ①李以劻：《薛岳率军追堵经军的经过》，选自《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回忆录》P37。
    ②③黄若天：《“互不侵犯、借路西行”协议的制定和执行》，见《亲历记》P96-P98。
    ④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章第7辑P18。
    ⑤⑦⑧汤垚：《红军长征中白崇禧“开放”湘桂边境的内幕》，《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⑥张文鸣：《桂北堵截红军记》，《文史资料选辑》62辑。
    ⑨晏道刚：《蒋介石追堵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选自《文史资料选辑》62辑。
    ⑩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全国文史资料》62辑。
    [11]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
    [12]孙渡：《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62辑。
    [13]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4]《刘湘》P158-P159乔诚、杨续云著，华夏出版社出版。
    [15]张伯言等：《24军在川康地区阻截红军的实况》，《文史资料选辑》6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