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战后三十年的发展，香港经济从战争废墟上迅速恢复并成长起来。从六十年代开始，香港便逐渐成为亚太地区纺织、服装、塑胶花、玩具、手电筒等行业的加工制造出口中心。至七十年代，香港进而成为世界性的金融、贸易、航运、通讯服务和旅游娱乐中心。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政治方面的一系列联动，使传统的殖民体系发生了向现代方向的变化。本文拟从经济是社会政治基础这一视角对战后三十年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改良作一系统考察，以探讨香港经济起飞和社会政治变迁的轨迹。
    一
    香港在1842年开埠时只是一个荒凉的渔村，其后在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经过一百年的发展，香港经济逐渐发展兴旺起来，东方自由港城市的雏形已见端倪。但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相比，香港经济在二战之前也并无明显的超前。而且，它的经济此时主要建立在转口贸易之上，大多数的香港就业人口集中于船运及相关的商贸、服务、仓储、银行和保险行业。
    二战中日军占领香港。在此期间，昔日以转口贸易为基石的经济遭到致命打击。与战争相关的制造业虽一度有所发展，但至战争结束也几乎全部残破。战争以及一百年的殖民地历史留给战后香港人的只是一个畸形而又伤痕累累的经济。
    战后初期的香港，到处是一片贫穷破落的景象。居民普遍缺衣少穿，缺粮少柴，有60万居民在劫后的城市中游荡觅食，无家可归。[（1）]由战争和世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难民潮又使得香港的人口压力激增，1946年时香港有人口1，600，000人，1950年时已达2，360，000人。[（2）]人口压力造成的房屋紧张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在荒远的山坡上搭木屋居住，脏乱狭小，飘风漏雨，处境苦不堪言。
    战争的阴影不久逐渐淡化。数年之间香港就恢复了原来的转口港地位，1950年的对外贸易额又超过了战前水平。贸易额每年增长30-48%。1951年，全港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4.33亿港元。但其整体经济依然十分脆弱，转口贸易占据了绝对的比重，1951年的转口贸易额占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0%以上。而制造工业毫无生气，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236万人，可整个香港却只有1，500家小工厂，雇工人数不到8万人。全港生产总值只有15亿港元多一点，平均每人只有750港元左右。[（3）]这些小工厂又主要集中于原材料和初加工行业。1949年向美国出口的价值2.34亿港元的商品中，超过50%的商品是猪鬃、皮革、菜子油、钨、针织品和橡胶鞋。[（4）]香港显然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工业化社会。它只是世界商品流程中一个生意兴隆的中转货栈而已。香港政府发表的商业指南对此也不无自嘲地写道，香港“似乎对分发财富比对生产财富更感兴趣”。[（5）]
    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和西方国家实施的对华禁运使香港经济猝然陷入危机，转口贸易一落千丈。对内地的贸易额竟下跌了三分之二。1951年至1955年，中港贸易在香港出口市场上的位次从第一位下降到第五位。受此打击，与转口贸易相关的航运、银行、保险等行业均告疲软，商家倒闭之事日有所闻，失业人数骤增，社会秩序趋于不稳。香港遇到了它战后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道难关。
    面对转口贸易的崩溃局面，香港及时调整经济策略，加速发展本埠工业。港人以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成衣等行业为先驱，充分运用来自上海等内地城市工商移民的资金和技术，增建新厂，扩建老厂，添置机器，积极生产适合欧美及东南亚各国销路的产品。此一调整在五十年代下半期就显示出它的最初成果。新兴工业区在港、九各地纷纷出现，工厂和雇工数急剧增加。工业产品的出口货值也成倍增加。1956年全港工业品出口总值达7.6亿元，与1949年的0.82亿元比较，增加9倍有余。[（6）]1959年香港政府发表对外贸易资料时，已将香港输出货物分别列为“产品输出”（Exports）和“转口输出（Reexports），其产品输出货值为22.82亿元，转口输出为9.96亿元，港产品输出已占全部出口额的70%。[（7）]这些数据表明转口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已占居次要地位，对外贸易的主轴是本埠工业产品外销。香港已经迈进了工业城市的门槛。
    进入60年代后，香港工业化的趋势更加显著。1966年登记在册的工厂数和雇工数分别达到1万余家和42.4万人，1969年进而分别达到1.4万家和52.9万人。1969年的港产品出口货值是105亿元，与1959年的22.82亿元相比，十年间增加361%。[（8）]整个60年代，香港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3.6%。至60年代末，香港已经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纺织、服装、靴鞋、玩具、塑胶花、手电筒、搪瓷等产品的制造中心。
    70年代初，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发达工业国家经济的长期衰退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出口为主导的香港经济在外部冲击下发生巨大波动。工业开工不足，大量产品积压，股票市场大泻，工商企业倒闭相继，香港遇到了它发展过程中又一个难关。
    在市场困难面前，香港推行经济多元化方针，对经济结构再次进行重大调整。首先是实行工业产品多元化，以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和高增加值的产品来应付欧美各国的市场保护主义。香港工业家在维持原有工业行业继续生产的同时，积极筹资或引进外资开拓家用电器、光学仪器、电动机械、化工及名目繁多的包括电子手表、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收音机和收录两用机在内的电子产品等新兴行业。在这些新兴行业的带动下，香港工业生产迅速摆脱困境，走向兴旺。1979年6月，全港工厂超过4万家，雇工87万人。港产品出口货值达559.12亿港元。[（9）]其中有些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已跃居世界前列，如港产手表在1978年的出口达到4，938.3万只，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一位。其次是发展多种经济部门，以经济基础的多元化来增强香港经济抵抗外部市场风险的能力。70年代下半期开始，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旅游、地产、批发、零售、海空航运、国际通讯等迅速扩展，并全面走向繁荣。全面繁荣的多元经济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1977-1978年度香港财政收入超过100亿港元大关，达到102.32亿港元，至1980-1981年度更上升到214.28亿港元。[（1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战后香港工业化多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工商资产阶级、劳工阶层、华人社会的整体力量都迅速壮大。尤其是华人社会的经济实力越来越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导因素。早在1960年，华资就在香港工业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制衣业投资共1.3亿元，华人投资1亿元，占77%；织布业共有190家工厂，华人投资额占94%；针织业共有290家工厂，除有一家为英国人投资外，其余均为华资。[（11）]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华人已在多种经济领域显示其优势实力。1980年6月，英资香港置地有限公司宣布，以每股100港元（以股票及债券支付）的价格收购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股票3000万股，企图使置地公司拥有的九仓股权从原有的20%增加到49%，以便成为九仓的最大股东。华资寰球航运公司董事长包玉刚在海外闻讯，即刻回港，以每股105港元的现金收购九龙货仓公司的股票2000万股，使得包氏家族拥有的九仓股权从原来的30%增到49%，从而成为九仓的最大股东。在这场争夺战中包氏家族调动现金达21亿港元。[（12）]
    经济的发展、经济力量的错动和换位在社会政治领域引起了联锁反应。拥有资本实力的工商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劳工阶层、步入经济中心的华人社会及其他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纷纷根据本集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所作出的贡献，要求相应的社会政治权利和待遇。他们或组织团体，或写书办报，或议坛抗争，或罢工示威，或游行请愿，向传统的殖民体制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虽然在英国宗主国的顽固干预下没能将旧的殖民体制彻底冲垮，但却逼使旧的政治体系及其政策向现代方向不断改良与调整。
    二
    香港的政治结构一直带有明显的殖民特征。依据香港立政的根本大法《英王制诰》（The Letters Patent）和《王室训令》（Royal Instructions），香港总督是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表，具有指导香港一切政务的权力。总督之下，设有行政局和立法局。行政局的职能是会审通过行政系统各司署提出的主要政策议案和法律草案，向总督提供制定政策的意见，并将已同意之法律草案提交立法局。立法局的职能是制定法律，审查准驳财政预算和监察行政机关的工作。不论是行政局还是立法局，其最后的决议必须经总督同意才能成为香港政府的政策或法律。除上述三个权力机构外，还有两个区域性的权力机构。一为市政局，专管港九地区环境、卫生、娱乐、房屋、市场、车牌执照发放等事务。它的成员由总督任命的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组成。原则上市政局属于讨论和执行机构，它的建议须经行政局同意、总督批准方为有效；二为新界理民府，其职能几与传统中国的府县衙门相同，集新界地区行政、司法、税收等权力于一身。从1842年香港开埠至20世纪50年代，上述殖民结构几乎一层不变地被继承下来。
    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特别是60年代下半期以后，传统的殖民政治结构在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下出现了危机，港英当局不得不对原有的政治体系和构成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一）成立分区民政署
    在老式的殖民统治形式下，香港行政系统采取”功能部“分头工作的模式。这种模式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官与民距离过于遥远，官员解决问题时来去勿勿，浮光掠影，因而功效甚微。久而久之，市民们也没有兴趣向这些”走马灯官员“表述意见和要求；二是政府机构过于崇隆，市民觉得它森严可畏，不敢问津，结果是政府与公众天各一方，互相猜忌。在50年代以前，市民们为生计所迫，无遐考虑向当局反映意见。但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市民越来越希望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由于缺少渠道，怨气便越积越深，终于有1956年、1966年和1967年三次大的社会暴乱事件的发生。事后港英政府在1968年成立了与市民更贴近的政府机构分区民政署。全港共设有10个分区民政署。各分区民政署首长称为民政主任（City District Officer），其任期一般为3年，行政关系上隶属民政司。[（13）]分区民政署的办事处一般都设在街区路边楼下，便于本区居民随时造访，其门面也改采商店式大玻璃窗设计，减少官僚机构的森严性和不可捉摸性。自1968年开办以来，分区民政署的职能逐年扩展，概括而言有四大项，即收集民众意见和态度并报告政府、联络沟通地方团体及社区领袖、阐释政府方针政策、检查和协调各个部门包括市政事务署、社会福利署、教育司署、警务处及康乐体育事务处等机构在区内的工作。这些职能疏通和拓宽了公众与政府间的交流渠道，缩短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公众与政府的联系和互相了解，有利于化解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之气，有利于政府集思广益做出合乎民意的决策。
    （二）公务人员本地化
    为了弥补殖民政府合法性不足的窘困，缓解华人社会的政治要求，港英当局改变过去重视招募外籍人员而忽视任用华人的传统，在各政府机构中更加注重吸纳华人。特别是在麦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任总督期间的70年代，华人进入政府和议政机构几成为潮流。在政府公务员系统，1952年，本地籍公务员有22，900人，海外籍公务员有1，063人，1968年，本地籍增加到71，057人，海外籍增加到1，879人，1980年本地籍再增加到124，950人，海外籍增加至3，064人。不到30年间，本地籍人员增长了5.46倍，海外籍人员只增长了2.28倍。以1980年公务员总人数统计，本地籍占97.61%，海外籍占2.39%。[（14）]如果以外籍人士占主要地位的高层政府官员统计，60年代后本地籍人士所占比重也逐年上升。以1980年与1960年相比，华人首长级官员从9.7%增加至30.2%；政务官级官员从9.7%增至49.0%；行政官级官员从50.3%增至93.7%；警察长及督察级从39.4%增至54.7%。平均计算，华人高层官员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7.3%增加至1980年的59.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