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宋庆龄的安排，7月13日，美国在华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籍医生乔治·海德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城。
    斯诺是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极为重视，他从7月15日到10月上旬，亲自与斯诺就六组问题即：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对内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联合战线问题、个人历史进行了系列谈话。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利用外资的对外开放思想
    7月15日，毛泽东回答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集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外资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毛泽东自述》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在中国赢得独立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因为那时中国有了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135页）当然，“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对那些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130页）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最初表述。它将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对外宣言中“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234页）的内容具体化。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的概念，但已比较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的要点：一方面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和积极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合作，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这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基本立场。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他说，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他把这些反战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列为“友好国家”。中国共产党将力主根据各个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外交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而“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128页）这就把握住了主要矛盾，最大程度地孤立了敌人，团结了盟友，利于争取外援和促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取向曾使毛泽东在1945年1月一度产生过访美的打算。由于美国特使赫尔利的阻挠和战后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新中国不得不“另起炉灶”，确定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毛泽东首次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了科学预见
    在系列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他说，由于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他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所以，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在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战争会延长多久，这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111页）显然，由于国内国际状况的复杂性，这些条件的发展成熟都要有一个过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这样，毛泽东将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提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同时，表明了中日战争将出现一个相持阶段的观点。
    “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结果的预言。它建立在这样的论据基础上：这场战争是在中国打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保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117页）这些论述初步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的基本特点，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不允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提出了将要爆发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他说：“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116页）战争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疲于奔命；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毛泽东关于抗日战略战术原则的设计闪耀着精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是对人民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运用。
    以上毛泽东对中日战争发展过程的预见，体现了深邃的洞察力，后来战争的发展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些预言的正确性，成为1938年5月写《论持久战》一文的主要论点。
    毛泽东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1936年10月上旬，毛泽东应斯诺的一再要求和为了澄清外界关于自己的种种谣传，连续几个晚上讲述了个人“生平的梗概”，从而使这部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公开、存留下来，并为我们提供了用唯物史观进行自我剖析的生动范例。
    毛泽东对自己“个人历史”的口述，不仅较为系统、全面，而且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披露，连他的妻子贺子珍都“从来没有听到过”。毛泽东对自己的历程不避讳、不饰美，正视曾经幼稚的过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叙述，提供了一段信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这使斯诺也受到了教育。斯诺“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斯诺文集》（二），10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斯诺后来多次对友人说，他终于在红色中国找到了寻求已久的“东方魅力”。
    打破了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近十年的新闻封锁，赢得了国统区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毛泽东的谈话通过斯诺的桥梁作用传向了国统区和全世界。1936年11月14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率先登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一文和《毛主席在保安》的照片。随后，《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大美晚报》、《生活画报》等英美报刊相继刊载了斯诺的一系列通讯报道和采访照。1937年3月，北平爱国青年翻译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红色中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向往。特别是斯诺写成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问世后，立即轰动全世界，到年底便连版了5次。1938年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人们第一次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红色政权、红军的信念、政策与生活，多少来年的猜测传说得到澄清，国民党的造谣诬蔑不攻自破。
    国内外掀起了“红区热”。一大批英美记者、武官、学者纷纷涌进红区和华北抗日前线，他们通过实地考察，写下了一部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事业、生活的优秀作品。如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1938）、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1938）、尼姆的《续西行漫记》、贝特兰的《华北前线》（1939）、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1939）、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5）、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5）、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1946）、爱泼斯坦的《未完成的革命》（1947），等等。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士冲破重重关卡，争相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无疑，毛泽东的谈话在国内外获得了普遍的同情与支持。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国共必须合作。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予以积极的关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召见过斯诺，并通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情报官卡尔逊等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况，一度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单纯的“扶蒋”发展到“扶蒋联共”。他说：“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继续这样做下去，直至我们能使他们联成一体。”（[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和美国外交官的悲剧》，徐隋林、刘润生译，148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和7月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访延安就是这种双重外交政策的产物。即便是后来顽固主张扶蒋反共的赫尔利，在1944年11月到延安时也与毛泽东签定了有利于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五条协议草案。显而易见，红色中国震撼了世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第一次表述了利用外资的对外开放思想，最初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了科学预见，并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这次谈话打破了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近十年的新闻封锁，赢得了国统区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因此，它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