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日期日益临近，学术界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也进入高潮。诸多学者从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内容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其中涉及英国对香港政策的研究成果很多，而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和政策则很少涉及。本文想利用目前已解密的一些美国官方档案文件，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考察和研究，以助于人们了解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并无香港政策可言，美国外交官员在涉及香港问题时，总是持谨慎态度，拒绝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开始考虑香港问题是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英国人手中攻占香港后开始的。1942年3月至5月，由美国助理国务卿戴维斯领导下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开始考虑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在涉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时，该委员会提出了美国要以中国为主要盟友，建立一个至少能维持20年有效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设想[①a]。罗斯福总统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因为它符合自己在战后要摧毁英法等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庞大殖民体系，确立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自由经济贸易体系的总体构想。当然，罗斯福也预计到同英国人商谈这些计划会遇到很多困难。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其加勒比海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过：“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的纠纷来得大。”[②a]1943年初，罗斯福准备敦促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的想法已经成熟。3月10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请示罗斯福，是否应向英国谋求支持美国在战后控制日本托管岛屿作为海军基地，罗斯福劝告他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他说，“我急于想解决太平洋中一切岛屿的问题，而英国人可能只愿意把讨论的范围限于日本托管岛屿。”[①b]同时，罗斯福又向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宋子文明确表示：香港也好、台湾也好，都应归还中国。其条件是由中国主动继续保持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②b]。
    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首次敦促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并且说，那里的居民90%以上都是中国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广州。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继续对丘吉尔施加压力，要大英帝国战后放弃海外殖民地。丘吉尔反应强烈，表示英国打算牢牢保持她自己的领土和基地，特别是新加坡和香港[③b]。
    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仍坚持将香港归还中国的主张，他对斯大林许诺说：他准备瓦解大英帝国，还要将香港归还中国，同时向斯大林建议说，他赞成使大连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而且香港也可如法炮制[④b]。
    罗斯福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使之成为自由港的建议，并非出于他对中国情感上的关怀，其真实目的主要有三点：1.罗斯福及美国政府需要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故采取慷他人之慨的办法，试图讨好中国政府和人民；2.罗斯福对战前英法等国占据庞大殖民地的做法极为不满，因为这种做法严重地影响了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3.罗斯福并非真正将香港主权全部交还中国，而是要将香港由英国单独管辖变成国际共管，成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斯福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等建议在遭到英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行动，来对英国方面施加压力。相反，为了维护英美两国间的战时同盟，美国暗中对英国也作出了不改变英国远东殖民地状态的许诺。1943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贝克就对英国驻美大使法克斯表示：“尽管美国人民同情中国，希望香港回归中国，但美国政府是站在英国一边的。”[⑤b]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当罗斯福敦促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丘吉尔坚决反对时，罗斯福最后还是向丘吉尔保证，不改变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状态[①c]。这就形成了罗斯福总统时期美国对香港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官员或在公开场合下继续表示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英国政府承诺，不会要求改变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地位。这正是此间中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罗斯福及赫尔等人要求英国归还香港，而英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却不断记载美国许诺不改变香港现状的真实背景。
    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美英苏三国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在战争开始阶段由于共同的战争目的而暂为次要因素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开始变得尖锐起来。特别在罗斯福去世后，继任者杜鲁门更是把美英联盟看成了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而曾在罗斯福任期内至少在理论上重视的归还香港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则变得无足轻重了[②c]。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随之在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问题上，中英双方出现了争执[③c]。根据杜鲁门总统向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所颁布的总命令第一号A款称：除东北地区以外的中国范围以内的所有日本陆海空军及附属军队高级指挥官，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的日本军队，都要向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投降[④c]。
    根据这条命令，中国政府认为香港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二战期间香港又属于中国战区统辖，故在港日军只能向中国军队投降；而英国政府则早在1944年就确立了必须用英国武装力量独立收复香港的方针[⑤c]。日本一宣布投降，英国就迅速派遣一支海军舰队，准备抢先占领香港。
    在中英双方严重对峙之下，美国的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尽管还是由罗斯福任命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8月16日向国务卿致电称“香港并没有包括在日军应向盟军最高统帅投降的地区内，而是包括在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总司令投降的地区内”[⑥c]，但是美国以杜鲁门为首的最高决策者还是采取了偏袒英方的立场。8月18日，杜鲁门在一封致英国首相艾德礼的第四号绝密电报中明确表示：“从美国观点出发，我们并不反对香港日军向一位得到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充分支持与合作的英国官员投降，麦克阿瑟将在上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后安排由一位英国将领在香港地区接收日军投降。”[①d]杜鲁门的这一立场，为解决中英在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争执，确定了基调。在致电艾德礼的同时，杜鲁门还通知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称他已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研究确定，寻找一种方式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内明显地划分出来[②d]。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和宋子文几天内多次致电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要求援引杜鲁门发给麦克阿瑟的总命令第一号，确认香港属于中国战区，应由中国方面受降。但杜鲁门在8月21日给蒋介石的回电中则为英国辩护说：“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毫无疑问的，根据我的理解，你不应该就这一点提出异议。我认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是，你应与英国当局进行有效的军事合作，以确保香港日军向英国军事当局投降。”[③d]由于美国方面的压力，蒋介石政府最后同意了由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8月31日，在一支英国海军舰队的支援下，英军终于重占了香港，为战后继续保持在香港的殖民统治铺平了道路。英国重新占领香港标志着美国的香港政策由罗斯福时期的在口头上和道义上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演变为美国为了维护至关重要的美英联盟转而支持英国重建在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
    二
    英国在美国帮助下重新统治香港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的香港政策并无太大变化，基本上是继续支持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占领和统治，但由于冷战的展开，美国又取得战后超级大国的地位，香港虽仍然是在英国统治之下，但其在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地区战略总体考虑中，则变得越来越重要。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7月，魏德迈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被派往中国，他率领了一个对中国当前形势进行实际调查的代表团，香港问题也作为其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8月9日和8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勒登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霍珀分别致信魏德迈，称香港目前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避难所，共产党利用英国统治下的新闻出版自由，在香港出版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报纸，并转运中国南方地区，希望提请美方的特别关注[④d]。但因魏德迈急于向杜鲁门提交他访华的秘密报告，故对此未作任何反应。
    1948年1月1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主张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月5日，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的民主同盟沈钧儒等人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主张采取革命方法，反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48年1月16日，当“香港九龙反英事件”[①e]扩大后，美国政府开始密切注视香港事态的发展。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鲍彻于事发当日在广州发表声明威胁说：“这一事件将会影响美国国会对华的援助项目。”[②e]1月19日，当数万名南京学生和市民采取声援香港反英示威行动，在英国驻华使领馆前面抗议游行后，美国进一步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1月22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一封致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中表示，要对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外国使领馆的义务，并要对任何由于中国政府保护不当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③e]。
    进入1949年后，随着中国局势的明朗化，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也愈来愈具体。总体来讲，主要有两方面内容：1.探讨美国在武装“保卫香港”问题上的可行性方案；2.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1948年底，由于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英国政府开始紧张讨论香港的前途问题，特别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英国政府已经感到“保卫香港”的紧迫性。故一方面紧急调动兵力布置香港防卫；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寻求英联邦国家和美国政府的支持。5月27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国家，寻求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5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巴黎与美国国务卿会晤时，继续向美国表示英国将“保卫香港”，并寻求美国方面的支援。
    美国政府在接到英国方面传来的信息后，开始布置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有关部门就美国在这一问题所持立场进行可行性论证。1949年7月20日，国务卿艾奇逊在一封致美国驻英国大使道格拉斯的电报中，要求美国驻英大使馆“认真研究香港问题，因为英国已非常强烈地要求美国在中国进攻香港时要全力支持英国”[④e]。7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人进攻中国南部外国殖民地的可能性推断”的NSC55号文件。在这份被列为“最高机密”的重要文件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美国军方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看法，要点如下：1.向中国共产党人让出香港和澳门将大大削弱包括英国在内的两个西欧殖民大国的声望；2.这两个地区都缺少自然防护屏障，易于遭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野第十五兵团优势兵力的进攻；3.如果要成功地“防卫香港和澳门”，需要在中国内地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阵地，当然，守卫这个阵地需要将大批武装力量运进中国；4.从长远的观点看，香港如果掌握在友好国家的手中，可能成为未来在中国南方采取行动的超始点；5.从上述观点来综合考虑，美国动用武装力量来“保卫香港和澳门”是不明智的，除非我们愿意去冒全面卷入中国内战甚至全球战争的风险。当然，为了提供多项方案供美国最高决策当局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将由美国陆军部所做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作为“附件A”一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个附件的结论部分，陆军部对将来一旦中国共产党军队进攻香港地区，美国所可能采取的七项措施列举如下：1.在英国的请求下，联合英国共同防卫香港；2.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动用军队帮助英国防卫香港；3.向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施加压力，使之停止军事行动；4.同时向英国施加压力，进行最顽强的抵抗或者尽可能和平地撤出；5.与英国一道探讨能否将这一行动作为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而提交联合国；6.当获得批准后，依据北大西洋公约而采取适当行动；7.继续保持消极的等待和观望态度[①f]。NSC55号文件是一份供美国各决策部门参考的征求意见稿，并没有确定美国究竟在香港受到进攻时采取什么行动。因此，美国各部门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从倾向性上分析，美国军方从全球战略重点抉择和具体的军事行动来考虑，基本上不主张美国武装力量介入；但美国国务院则从维护美英战略同盟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主张美国应有条件地介入香港防卫，至少也应在道义上全力支持英国。1949年5月31日，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巴黎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远东形势会谈时对英国政府表示说：“依据国务院的观点，美国将在香港受到中国共产党武装进攻时，在道义上支援英国，并在联合国内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美国政府还提请英方注意，“可否用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经济压力或渗透战术来代替采用军事行动”[②f]。8月5日，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后，艾奇逊在解释美国远东政策时称：美国要“反对共产党政权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扩张”，而这“意味着当香港受到攻击时，美国将会援助英国”[③f]。8月12日，艾奇逊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香港受到进攻会明显影响美国和英国利益，同时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这一敏感问题美国已同英国有关官方人士协商，虽美国方面明确的支持尚未确定，但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下，美国都会尽全力承担由联合国宪章所授予的义务[①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