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依靠工农商学各界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主张。以后这个主张为孙中山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及全国各界人民群众所接受，在全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民会议运动。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共始终坚持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会议运动的内容也随着革命的进程而不断深化。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会议已从宣传的口号转变成行动的口号，中共号召人民起来，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实行民选省、县、市、乡各级政权。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封建军阀政权，召开市民会议，成立了民选的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建立中国民主政权的先声”，[1]是国民会议运动发展的顶峰。
    一
    1923年6月，军阀曹锟赶走了傀儡总统黎元洪，实行独裁统治，遭到全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于7月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批判了各种错误的观念，强调“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2]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因为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别无路可走”。[3]但当时孙中山未能接受中共的主张。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的独裁统治，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11月4日，孙发布北上命令“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4]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以前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郑重地重申国民革命之目的，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达此目的，“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5]中共中央发表了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及其政治主张。提议在国民会议产生的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国民会议预备会“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中国共产党还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13条最低要求，作为劳动人民群众向国民会议预备会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这样就使中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更具体化了。
    1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宣传工作，发动大的示威运动，配合孙中山的北上。12月，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份”，在促成会内组织党团，直接受地委领导，宣传由上海促成会召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6]《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刊物集中进行了有关国民会议的宣传。12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上海派出宣传员到外地，帮助各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成为当时国民会议运动的中心。
    随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全国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为了同这个运动相对抗，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并且规定只有军阀、官僚、政客才有资格参加，并抢先于2月1日召开了善后会议。国共两党对段祺瑞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代表全国20多个省区，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200多名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一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广泛地讨论了中国的政治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对封建军阀独裁统治的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进一步的传播。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查封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组织。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国民会议的主张。在五卅运动中，在反奉战争中，中共仍然号召人民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仍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23条共同纲领，要求人民团体组织促成会，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发表政纲，自动起来作地方的直接斗争，去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地方人民政府，最后进到接收政权，将召开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作为实现国民会议的具体步骤。《向导》和《新青年》等刊物再次集中宣传国民会议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为国民会议而战”的号召下，与北伐战争相配合，各地工农运动迅速高涨。湖南，广东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积极进行省民会议，乡民会议的宣传和尝试。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首次用武力推翻了军阀政权，建立了民选的政府，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
    二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执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要求各地党组织“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对苛捐杂税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影响北伐使更具有革命的意义，才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收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7]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区委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1926年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形势及党的斗争策略，认为“上海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罗亦农要求“仍依中央前令，武昌一下，各地民众应速号召国民会议。”会议决议“要各团体起来做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并指定李硕勋等人负总责。[8]但是对这次起义的领导权，却拱手让出。上海区委提出“国民会议促成会要赶快来做，最好由国民党来做”。[9]罗亦农传达区委意见：“这次运动，无产阶级要避免领袖地位。”并解释道：“如果无产阶级要急于来领导革命，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而且“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10]上海区委决定“进一步提出新口号--召集上海市民会议”，[11]要求“提出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的口号，在此口号中提民众奋斗的纲领。”[12]10月16日浙江夏超宣布独立，进兵上海。正是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但是准备工作来不及。22日夏超兵败，形势转为非常不利。23日上海区委却决定起义。24日凌晨，原定的起义信号--黄浦江上军舰的炮声未响，许多在夜间集中待命的工人纠察队纷纷散去，只有个别的地方发起进攻。就这样，起义还没有正式发动起来就失败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因为依靠力量不对，时机选择不妥，各方面准备不足而失败了。第一次起义失败了，但是上海工人阶级经受了锻炼。
    三
    在北伐军攻占九江后，上海区委主席团再次讨论暴动问题。这一次，党明确表示起义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决定：“这次运动，要以我们处主动地位”，“先总同盟罢工一来，各群众马上起来讲演开会，准备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13]上海区委指出：“上海民众可以组织人民自治政府。”“工人为民众的领导者，在去年‘五卅’已经领导过，所以今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仍非工人取领导地位不可。过去我们没有自信力量，这次我们要不客气的以工人为事实上的暴动领导者，去领导国民党资产阶级起来革命。”“工人如不起来领导，无人敢暴动。”“国民党如无工人领导也不能成功”。会议作出结论：“九江下后，是全国好局面，革命力量可大增加。”我们“惟要民众起来夺取政权。此运动的领导者为工人，我们为工人的领导者，要特别加紧运动。”[14]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右倾的两个要点：军事统一全国和对外不反对帝国主义。他认为：“军事统一全国，此为最危险。党主张在中国政治，要积极促成国民政府要做到民主主义的统一，如果军事统一全国，则有军事领袖专权的危险，我们要为民主主义的统一而奋斗。”“军事统一，是有继续北洋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的危险，再在军事各领袖间都有做大领袖的思想，则于中国革命前途很有危险，将有重产袁世凯的危险。”“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有一文人政府，由文人来执政，才不致于有右倾的危险。”[15]罗亦农指出：“国民党现在名义上虽与我们合作，但里面分子很复杂，只左派是革命的，惟尚幼弱，只有共产党能负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他强调“要使共产党真为上海人民的核心。”[16]
    1927年2月初，北伐军东路军向杭州进兵，中共中央在2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到达松江的时候，上海宣布总罢工，并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2月16日，上海区委举行会议，完全同意中央的决定，决议“要有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主要的总罢工，次要的武装继续。”[17]17日，北伐军东路军攻占杭州，18日，其前锋抵达嘉兴。19日，上海总工会正式下达总同盟罢工令，当天就有15万多人参加了罢工，到22日，罢工人数增至36万。22日，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宣布由11人组成的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于当天中午正式成立。等起义夺取政权后，“此委员会即为未来上海市政府”。《特别紧急通告》同时发布了“今晚6时，全上海动员暴动”的命令。晚上，黄浦江上的“建威”号和“建康”号开炮攻击高昌庙兵工厂，总同盟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在南市和闸北等地区，起义工人与反动军警展开激烈搏斗。由于当时起义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北伐军离上海仍然太远，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在2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联席会议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暴动。上海总工会果断地下令复工。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比第一次前进了一大步。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党掌握了起义的全过程，建立了政权，在革命委员会11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占5名，国民党左派占2名，占据了绝对优势。工人和革命士兵联合起来举行武装起义，取得了斗争经验。
    四
    在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作出了“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的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这次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和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肃子璋8人组成。在特别委员会之下，分别建立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来加强军事准备和宣传发动工作。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担任特别军委负责人和武装起义总指挥，为起义军事上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特别委员会连续举行会议，及时地分析讨论军事和政治形势，明确把握住了起义的时机，研究各方面情况，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对策，由专人负责贯彻执行。陈独秀强调指出“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18]特别委员会决定组建5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和能用手枪的工人自卫团500人。罗亦农要求“我们应准备广大的，革命的武装暴动，取得武装，响应北伐军，取得上海政权。”[19]特别委员会极为重视市民代表会议和选举工作。罗亦农提出：“关于市民公会，只四个团体，现已要市民公会写信给各团体，要他们派代表，我们要他们学生，商人，工会都选代表。”陈独秀强调：“市民公会代表非常重要，可不必拘一定形式，只要有代表都可以，开会也不要拘法定人数。”周恩来指出：“市民代表大会，可先召工人代表大会。不必一定要开总的市民代表大会，每区域各地方只要有10个或20个代表即可开会，对小资产阶级等群众仍要去拉，但勿必要等。”[20]陈独秀指出：“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至于总的市民大会，无甚关系。最要紧的是真正的群众大会”，“此种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为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特别委员会作出决议：“政治工作：（一）开群众的市民代表大会。（二）要从各区域成立某某区或乡村市民代表大会，综合成为全上海市代表大会，以树立基本权力。（三）要预先找好地方，以便临时正式成立。”[21]陈独秀还尖锐地指出：“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我们要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22]陈独秀强调：“市民政府最后必经过市民公会的选举，然后打电到武汉国民政府请他批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