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并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元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主编这样一部“兼儒、墨，合名法”的《吕氏春秋》呢？这部《吕氏春秋》所体现的思想与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虽然也曾被讨论过，但我以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所以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想就这两个问题，谈点自己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从春秋战国到秦并六合，伴随着奴隶制的解体与封建制的诞生，国家也由分裂逐渐趋向统一，在春秋战国的分裂时代，思想界确曾相当活跃过，出现过号称“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确实给先秦思想的发展，带来过莫大的好处，可是，随着国家逐步走向统一，各家思想对立的局面也势必结束而要定于一尊。思想定于一尊的任务，是由汉武帝完成的，而在这之前，也势必要有个渐进的过程，准备的过程，《吕氏春秋》的出现，就是这个渐进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思想要走向统一的先兆，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吕氏春秋》的出现，绝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
    吕不韦是庄襄王元年（前249）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 从他登上政治舞台到他失势（秦王政九年，前239年），共有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 吕不韦是秦国的实际统治者。10年的政绩，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继续执行秦国以武力统一天下的既定方针，并做出了重大贡献。“秦之灭六国，盖始基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吕思勉在《先秦史》中的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二，就是组织人力，主编《吕氏春秋》，为秦统一天下做理论准备。关于吕不韦为什么要主编《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是这样说的：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子千金。
    尽管司马迁这里说的是些表面现象，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当时各诸侯国招集天下宾客辩士进行著书立说，已形成一种风气，《吕氏春秋》的编辑，则是直接在“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的影响之下进行的。二是，这部书公之于世的方式颇有点戏剧性，其中必定有其深层的原因。现在先来谈第一点。
    据《史记·荀卿列传》记载，荀况曾两次到齐国的学术中心稷下游学，并3 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稷下学宫建立于齐桓公（公元前374-前356在位）之时，经过威王，至宣王时最盛。据《史记·田敬仲宪世家》记载，齐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由此看来，聚集在稷下的学者包括儒、道、法、名、阴阳等各学派，他们在稷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形成了兼容各家的局面，荀况在齐襄王（公元前283-前265在位）时，是稷下最有威望的学术领袖，他著的《非十二子》，实际上是对战国几个大学派进行的一次批判性总结。他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颇具见地的话。这表明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新登场的地主阶级需要结束“处士横议”的局面了。因为没有安定的局面，就没有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但是，荀况活动的年代略早于吕不韦，稷下学宫的建立有着更早的历史，所以，稷下学风虽然是兼容并包的，但却是各抒己见，各立门户，还没能达到相互融合的地步，但到了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这时是到了大一统将要实现的前夕，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封建统治确立和巩固的思想出现。《吕氏春秋》的编撰，就是适应了这个需要。《史记·始皇本纪》中说：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这“欲以并天下”才是《吕氏春秋》编撰的根本目的。《吕氏春秋》中所包容的思想确实很“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等等，都包容在内，但由此就得出《吕氏春秋》是没有中心的杂凑，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么，这个中心是什么呢？这个中心就是如何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吕氏春秋》围绕着如何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这个主题，选取了各家学说，其实，这种现象在西方的哲学史上也出现过，他们把这种综合各家的哲学称为折衷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是罗马著名的演说家西赛罗。这种折衷主义哲学的特点，就是要调和诸敌对的哲学思潮。《吕氏春秋》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兼有诸子之说，就是走向调和折衷，符合统一思想的要求，郭沫若说：“《吕氏春秋》并不‘杂’，它是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十批判书》），这个“权衡”、“去取”的标准，就是“欲以并天下”这个大目标。
    下来我们谈第二点：这部书公之于世的方式。因为在公之于世的方式背后，潜藏着《吕氏春秋》与秦始皇的关系。
    《吕氏春秋》公之于世的方式很特殊，在先秦诸典籍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吕不韦将编好的《吕氏春秋》公布在都城咸阳的市场门上，是秦王政六年（前241）的事情，这样做的表面目的，说是为了这部书的精益求精，请各诸侯的游士宾客前来观看，如有谁能增减一个字就赏以千金。实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这种作法本身所引起的轰动和影响。无疑，这种公布方式本身，对已当政的秦始皇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这种挑战的内容，不仅是权力之争，还包括《吕氏春秋》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和路线。那么，秦始皇的反应如何呢？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不过，在《吕氏春秋》公布3年后，吕不韦就从权势的顶峰上跌落下来，接着又被迫服毒自杀，这其中的奥秘，不是很值得深思和玩味吗？
    按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事败身死的公开原因，是由于嫪{K1EA02.JPG}同太后私通并生了两个孩子，嫪{K1EA02.JPG}和太后谋划用他们自己的孩子取代秦王政。此事被告发后，嫪{K1EA02.JPG}为了作最后挣扎而起兵作乱。嫪{K1EA02.JPG}的叛乱被平息后，在审理嫪的{K1EA02.JPG}案件过程中，牵连到了吕不韦。这里的所谓牵连，是指把推荐给太后的是吕不韦，并不是指吕不韦与叛乱有关系。吕不韦为什么要将嫪{K1EA02.JPG}推荐给太后呢？因为太后原本是吕不韦的妾。后来虽然送给了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可子楚即位不久就死了，太后耐不得后宫的寂寞，就又暗中和吕不韦来往。吕不韦深知此事的危险性，特别是在秦始皇日益长大成人的情况下，事情一旦败露，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吕不韦为了脱身自全，于是将自己的舍人嫪{K1EA02.JPG}假扮成太监推荐给太后以自代。吕不韦这样做的时候决不会想到嫪{K1EA02.JPG}会利令智昏地叛乱，他更不会支持与参与叛乱。可是，对事件处理的发展、却有些蹊跷。起初，对嫪{K1EA02.JPG}集团处理得相当重，不仅车裂了嫪{K1EA02.JPG}，还夷灭了嫪{K1EA02.JPG}三族，杀太后所生的两子，将太后也迁居到雍，嫪{K1EA02.JPG}的宾客舍人也被抄没家产并流放到蜀。对吕不韦呢？秦始皇虽然想杀他，但“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只是免去职务，打发他回了河南封地了事。可是事情过了一年多以后，秦王看吕不韦的威风不倒，影响还在，去看望他的“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怕他将来作乱，于是就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内容是：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
    显然，这封信的内容与原先的“王不忍致法”，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是不顾事实，拿着明白当糊涂。吕不韦面对这样一封信自然懂得其冷酷的分量，于是只好服毒自杀。死了就算完事了吗？没那么便宜！吕不韦死后，他的宾客们没有经过允许就将吕不韦的尸体埋葬了。秦王又借机大作文章，将吕不韦的宾客驱逐出境的驱逐出境，流放的流放，夺爵的夺爵，开展了全国性大搜捕，如果不是李斯的劝阻，上了《谏逐客书》，几乎引发出一场全面的排外运动，将非秦籍的士人全都赶出秦国，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吕不韦的势力彻底摧垮。可是与此同时，秦王不仅将太后接回了甘泉宫，还将流放到四川去的嫪{K1EA02.JPG}的宾客全部放了回来。对两个集团的处理，为什么前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以往的论者，多将吕不韦的死归罪于他的私生活“不谨”，或者是秦王长大后，要从吕不韦的手中将权力夺回来，这些固然都是使吕不韦致死的原因。但我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原因还在于《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中暴露了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政见不合，而且这种不合是根本性的思想和路线的对立。其实，对于吕不韦和秦始皇之间的对立，前人也曾指出过，如宋代的高似孙在《子略》中就说：“不韦相秦，盖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吁！不韦何为著此者也？不亦异乎！”明代的方孝孺在《逊志斋集》中也说《吕氏春秋》中的一些篇章，“切中始皇之病”。但遗憾的是都所言简括，未能详加论述。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具体内容吧。
    就基本指导思想来讲，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政治是法家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就是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于是秦国被称之为“虎狼之国”。秦始皇尤重韩非的学说，在他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后，大为赞赏，感叹道：“寡人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商鞅加韩非，秦国的政治已残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迁在《秦始皇本纪》上说秦始皇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法家的政治在秦国的历史上固然起过富国强兵的作用，但物极必反，法家思想用过了头，就只剩下黑暗的一面。吕不韦毕竟是秦国政治的参预者，他对此的了解和感受，又当比局外人不同。所以，在《吕氏春秋》中，思想上他崇尚道家的“无为”学说；政治上则推崇儒家的“德治”和“仁政”。在《怀宠》中不点名地批评秦始皇说：“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