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一向受到普遍肯定。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观点有了争议，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产物”[1]
    1989年有些党史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传统理论观点产生质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产物”的新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普遍原理，仅仅适用于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等工业不发达国家共产党的产生”[2]。中国共产党在初建时并不符合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即其一以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阶级基础；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其三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
    首先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较晚，队伍较小，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较为缓慢”[3]。中国工人运动在五四前存在几个弱点：一是规模都不大，大都是地区性和行业性的。二是罢工斗争主要是围绕着经济要求进行的，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三是受封建行会的影响较深，缺乏统一的领导。五四运动虽说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但最先觉悟的是青年学生，工人阶级是作为声援和支持学生的角色出现的，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4]。五四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工人运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但其成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是不高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工人群体还尚未形成。同时，全国性的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没有产生，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高潮也未曾出现。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情况看，“时间比较晚，影响也主要在知识分子中间”[5]。中国人正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并把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主要是通过翻译欧美和日本的一些杂志介绍到中国的，因而“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片断的、不完整的”[6]。五四以后，全国出现了一批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等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研究马克思的学术团体。但直到1920年以前，先进的知识分子还大都没有完成由急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李大钊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均是在1920年以后完成这一转变的，而陈独秀甚至不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党成立之前，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较肤浅，容易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灌输给工人阶级。联系工人阶级自身文化水平低的特点，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阶级，在中国的确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事情。
    第三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促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具体来讲，主要是办了上海沪西劳动补习学校和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两所学校；出版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3个工人刊物；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和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3个现代化工会；组织了1920年和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的游行示威两次活动。所有这些工作，时间上多在1920年10月以后，这些工会所吸引的工人群众也不是很多，3个刊物的发行情况也不够稳定，因而影响也不是很大。由于时间的短暂和工作的少量，“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广泛而深入的结合。”所以在党成立前没有能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工人群体。在全国所有50几个党员中只有两名工人党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7]。
    由于上述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得出结论1921年7月产生的中国共2产党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是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产物。按照组织成分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只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或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小团体”[8]，但这并不否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论述党的性质时曾指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9]。中国共产党是走了一条“先建党，后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独特的道路”[10]。
    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上述观点于1989年公开提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党史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并针锋相对进行了争论，对“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历史考察和论证，阐述了许多新的理解和依据。坚持这种观点的认为：“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建党学说的普遍原理。它既适合于欧美，也适合于中国”[11]。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时符合所需的3个基本条件。
    关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中形成了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涌现了大量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等；大批具有初步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迅速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李大钊、杨匏安等于1919年就鲜明地表明了其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翻译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此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两个特征：
    马克思主义学说由于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12]。李大钊1918年作过俄法革命之比较，蔡和森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中也作过俄德革命观不同之研讨。李达认为中俄两国有相似的国情，因此“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13]。“走俄国人的路”，首先就要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适用于中国，它为寻找中国的出路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14]。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主张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15]。蔡和森更加明确地主张通过“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方法[16]。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已经具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所以党一成立就明确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并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和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前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17]。根据上述论据否定了把党说成是知识分子小团体的论点。
    关于以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为阶级基础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无产阶级已发展到261万多人，与1898年3月俄国民主工党成立时，俄国产业工人只有279.2万人相比，相差不大；比1920年5月印尼共产党成立时的50万产业工人多200多万[18]。中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虽小，但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分布极不平衡，中国工人在地区和产业上高度集中，易于形成革命的政治力量。同时又由于五四前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迅速提高[19]。
    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从它诞生时起就英勇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前工人罢工运动逐年增多。五四运动中，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工人开辟了政治罢工的道路，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工厂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可见，当时在中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已经具备。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注意到群众中去，“与劳工为伍”。李大钊在五四前曾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20]。开展“五一节”的纪念活动，举办工人夜校，出版工人通俗读物，组织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是当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形式。1920年下半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先后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工人周刊》、《劳动与妇女》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通俗刊物，防止“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运动”的倾向[21]。陈独秀在上海亲自参加了组建码头工会、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活动。何孟雄、俞秀松、李中等均积极投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还出于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被先进的人们紧迫地用来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把原有的谋求工人阶级解放的内涵放在第二位。因此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