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统一天下这点上，吕不韦与秦始皇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统一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战争中，秦是“尚首功”之国，以斩杀人头的多少来计功。因此，秦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坑降卒、屠城的记载不绝于史。人民在兼并战争中所受的灾难也可想而知。也许吕不韦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他在《吕氏春秋》中提出了“义兵”说，吕不韦不反对用兵，因此，他批驳了“偃兵”、“非攻”、和“救守”等反战言论，这就为以武力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但是，他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吕不韦认为，要结束战乱，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必须用“义兵”来统一天下。“义兵”是什么样子呢？《吕氏春秋》所描绘的义兵是：义兵没来时，人民翘首盼望；义兵入境时，不伤害五谷，不抢掠六畜，不砍伐树木，不烧毁房舍，不挖掘坟墓，而且释放战俘，以争取民众。义兵惩罚的是少数无道昏君，诛杀的是少数当杀者。胜利后，义兵的做法是：尊显贤良、敬重长者，赈恤孤寡，救济穷困。这样的义兵当然人人欢迎，所以“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历史的进程虽然没有象《吕氏春秋》所设想的那样，由义兵来统一天下，但统一后也没有象秦始皇所希望的那样，“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而是二世而亡。其后的项羽，虽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也由于和秦兵一样地坑降卒和屠城，而失去民心，使到手的胜利果实被刘邦夺去。天下到了汉家手里，由于开国的几代皇帝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和与民休息的政策，才算使天下稳定下来。历史证明，最终取得胜利的还是“义兵”，这就说明了“义兵”说的进步意义。
    统一天下之后，如何治理天下，是《吕氏春秋》另一个重要内容。《吕氏春秋》在吸收先秦百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可惜它们没有被秦始皇所采纳。《吕氏春秋》从崇尚自然、效法天地的思想出发，提出为君之道应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无所作为或者什么事情也不做，而是说君主不要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要包览本该臣子们做的事。这实际是反对君主专制。《分职》、《君守》诸篇，具体地阐述了这种思想。《吕氏春秋》认为，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包办应该是臣子们做的事情，就免不了臣子对君主意图的窥探和迎合、专干君主想干或喜欢干的事情，以讨君主的欢心，这自然会产生许多弊端。那么，君主该干什么呢？君主的职责就是了解和任用臣子。《吕氏春秋》的“君道无为”思想，是建立在“臣道有为”思想基础之上的。“臣道有为”是“君道无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所以，君臣是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君主的圣明，落到实处，还得依靠贤明的臣子。一部《吕氏春秋》充满着贤人政治的理想色彩。关于得贤的重要，贤人的标准和品格，得贤的途径和方法等等，《吕氏春秋》中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可是秦始皇只相信自己圣明，听不得不同意见。把《吕氏春秋》中的批评和规劝当成耳边风，不仅置吕不韦于死地。还发展到“焚书坑儒”的地步。
    统一天下后，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天下百姓的问题。在这方面，《吕氏春秋》继承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的可贵思想。在《用众》中又说，天下之所以要设立君主，是出于民众的需要；君主设立后，如果君主把民众丢在一边，只顾自己的利益，就是丢弃了根本。因此，君主治理天下的目的不应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应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只有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有君主的安宁。《吕氏春秋》编者的头脑中当然是君主制，不可能有民主制和公仆思想，但说这里边包孕着民主思想的胚胎恐怕不为过分吧！在如何对待天下百姓的问题上，《吕氏春秋》还要求君主要顺从民心。顺从民心所包括的内容是要“爱民”，反对“扰民”，不是把民众当奴隶驱使，而是主张用满足人们欲望的办法去役使民众。这一思想的光辉内涵是：人的欲望是天生的，因而是合理的；君主不仅可以用满足欲望的办法去役使民众，也可以用赏罚的办法来诱导民众，使民众“争行义”。为了更好的“用民”，就必须“教民”，“教民”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义。“爱民”、“用民”、“教民”、三者之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整体，这就是《吕氏春秋》卓越的民众观。
    秦始皇的民众观如何呢？他除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和奴役民众外，还要取消私学，要求“以吏为师”，收烧诗书，坑杀儒者。目的是想要民众变成没有思想而只会说话的工具。秦始皇认为，只要百姓不读书，没思想，处在愚昧状态，或者只会根据他说的去想，就可以任意驱使而安全无事了。没想到愚民的结果，也使自己陷入盲目的愚昧之中，起来推翻他的统治的，正是一些不读书的所谓愚人。唐代章碣的《焚书坑》诗说得好：“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试想，在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有如此诸多的政见不合，思想和路线又是这样尖锐地对立，他们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吕不韦采取戏剧性的挑战手段，将自己主编的《吕氏春秋》抢先公布在咸阳市场的城门上，不是将这种矛盾公开化、表面化了吗？那为什么秦始皇当时没采取行动，而是3 年以后才找借口将吕不韦除掉呢？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秦始皇还没有亲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即位时只有13岁。因为他年纪小，又是初即位，所以“委国事大臣”。这时是吕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被尊为“仲父”。实权自然操在吕不韦的手里。到秦始皇六年，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公之于众时，秦始皇已19岁，距秦始皇22岁亲政，还有3年的时间。 吕不韦选取这个时间公布他的《吕氏春秋》不是很具谋算和富有深刻用意吗？嫪{K1EA02.JPG}叛乱事件发生在秦王亲政后不久，这件事刚好给秦始皇提供一个反击吕不韦的机会，秦始皇对吕不韦的反击，也很富有节制和步骤，先宽后严的策略，也是秦王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的，因为他不能同时对付两个集团的势力，分轻重缓急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是政治家情理之中的事。说破了这点，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吕氏春秋》与秦始皇之间的这段历史公案，我以为大致就是如此。当然，这里不无猜测成份。毕竟历史距离我们太远了，保存下来的资料又有限，但古人与今人在思维情感方面总存在相近、相似、相同之处，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我想也只能如此和只好如此去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