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揭开了大革命的帷幕，为中国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但在国共合作形式上，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国际的错误，这种形式的弊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从党内合作形式确定的过程看，这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20年代初，苏俄面对各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为从自身安全考虑，迫切需要打开对华关系，争取中国的同情和中立立场。为此，在中国采取了与各方面势力进行联系和探求合作的政策。联合吴佩孚还是联合孙中山是经过选择的。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第一次来中国，一方面在上海、北京等地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商谈建党；另一方面，在武汉与吴佩孚磋商发动民主运动之事。直到吴佩孚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大罢工，才如梦方醒。在联合吴佩孚的同时，共产国际和苏俄还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国民党方面。1920年11月下旬，苏俄通过维经斯基在上海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双方都很积极，互表改善关系和合作的诚意。马林来华，在参加中共一大之后，立即赶往广东访问孙中山，向他提出中苏结盟的问题。1921年12月24日，马林在广西桂林访问了孙中山，并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接触和长谈。会见中，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建设革命党，建立革命军队和办军校问题。孙中山对此表示出极大兴趣。“1921年底，马林赴桂林与孙中山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系上，增进了孙中山先生对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谅解。”[1]
    苏俄上述外交活动表明，为维护苏俄利益，尽可能与中国一切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建立联系，不论他们中的哪一派掌权，都不至于损害苏俄利益。把苏俄一国利益放在世界革命利益之上，这也是共产国际在华活动的出发点之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际在指导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不顾对中共发展的影响，不顾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往往将苏俄国家和民族利益做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采取了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立场。让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在国共合作形式上，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有着严重分岐。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见时，双方已谈及国共合作形式问题。马林接受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国民党只“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2]就是说，国民党只同意以“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共产党合作。马林于1922年3月返上海后，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3]的建议，并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4]
    但是，中国共产党对马林的“党内合作”的建议是否定的。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亲自写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吴廷康的信，明确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理由是：“（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5]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都强烈反对“党内合作”形式。而极力主张党外联合，即“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在反帝反封建原则基础上，组成“民主主义大同盟”。[6]
    分岐如此之大，看来无法调和，可几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却放弃了党外联合的主张，同意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其原因：
    第一，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中共不得不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1922年7月11日，马林利用回共产国际述职的机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即党内合作的建议。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采纳，并于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力浦同志（斯内夫利特）（即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7]同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强调了国际代表在中国进行活动中应遵循的原则和国共两党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必须服从并应“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马林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力促共产国际作出上述决议。可见，马林的工作，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同意党内合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马林通过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说服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由于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马林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态度更加坚决。1922年8月初，中共二大刚刚结束不久，马林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一到上海就激烈地批评中共二大通过的联合战线政策。说：“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现的左倾思想。”“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又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8]并要求中共中央开会重新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形式问题。为此，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为时两天的中央特别会议。专门就国共合作形式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他详述了必须实行党内合作的理由。
    会上，开始讨论时，仍然是多数中央委员坚持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就是实行“党内合作”会混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会牵制我们党的独立政策的实行。蔡和森等人在发言中，都说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无异是同资产阶级的混合，这种组织上的混合与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原则不相符。陈独秀在几次发言中，不同意马林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9]会牵制我们的政策。由于马林的建议不能顺利地通过，他向会议说明，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这样，才使会议的多数人终于接受马林的建议。陈独秀说，西湖会议的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了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10]
    由于从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变具有很大的被迫性，所以西湖会议以后，只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党中央的几个领导人在上海正式加入了国民党，而党内的大多数人对党内合作的形式仍然怀疑。为了尽快实现党内合作，马林第二次返回莫斯科，于1923年1月10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正式批准了马林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主张。决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1]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合作的方针。按照其指示，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在保存自己组织的前提下，全体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这是由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推动的结果。
    二、党内合作的弊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合作的弊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一，党内合作极大地妨碍了中共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从国共两党对领导权的指导思想和认识，以及具体实践来分析，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从根本上说，中共不可能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孙中山认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的血液。”[12]因而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孙中山的联共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容共”。1923年11月，当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在《弹劾共产党书》中，反对党内合作时，孙中山就此作了批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绝不容许其“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13]在国民党的一大会议上，而对一些右派分子反对党内合作，廖仲恺也辩论说：“如对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能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他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14]可见，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必须以国民党为领导中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属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领导权的指导思想和先决条件。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对领导权始终紧紧抓住不放。国民党二大、3·20事件、整理党务案、直到4·12和7·15反革命政变都是国民党新老右派争夺领导权的实际表现。
    从中共来看，党内合作之初，就没有充分认识到两党合作领导权问题的重要。这主要是取决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重大影响。共产国际在帮助国共合作的指导思想上始终存在过低地估计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中共的能力和革命性；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国民党的领导作用。国际代表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尚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相反，认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为此，共产国际代表才力主党内合作。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推动国共合作的实践中，对领导权问题，始终推行着右倾政策。贬低了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可以说，共产国际代表在提出党内合作之初，就已经包含着领导权归国民党的思想。这一点在马林针对孙中山提出的：“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的回答，只要孙中山能够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一切工作归国民党。”[15]采取党内合作本身就是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领导权。另一方面，从中国共产党内来说，从起初“普遍地反对”党内合作，不同意加入国民党，到同意党内合作。由于当时“党的集中领导重于民主，中共是服从第三国际的”，[16]因此，最后中共中央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自上而下决定下来”。[17]陈独秀在1923年4月25日写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1923年12月1日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就提出了他的右倾错误观点，由起初过低估计国民党，转而认为“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国民革命的胜利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可以说，陈独秀等主要领导人接受了党内合作主张，同时也就接受了放弃领导权的主张。因此，从国共合作一开始，共产党就没有争取领导权的思想准备，而始终从“客人”地位出发，从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出发来对待和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及有关重大问题。由此，才有后来的反复强调共产党不能“包办”遇事主张“退让”，进而反对“我们党中的左稚病”的做法。1926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竟提出：“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来自共产国际也直接影响了我党中央。武汉时期，共产党人虽然参加了武汉政府，但在政府中仍听从汪精卫集团的指挥，当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后来还用“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自动放弃阵地。甚至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独裁制“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18]这样做，显然是让对领导权存有戒心的国民党放心。由此可见，陈独秀的错误主张虽根源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错误认识，但不能不看到是接受党内合作的直接影响。不能不看到党内合作形式一开始就极大地妨碍了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的确立和实践中的努力。
    第二，党内合作极大地妨碍了中共掌握武装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由于党内合作是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必然同时具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双重角色、双重身分、双重组织规范的约束。这种双重制约，使共产党人在公开活动中，往往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必须按照国民党的要求去做。这样就限制了共产党人的活动，在党内合作的形式下，共产党人不可能单独搞武装斗争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中心支柱。关于武装问题，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谈了“中国革命军队”问题，批评别人对军队问题都“忽略或低估了”，并提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9]但是，斯大林所谓的“中国革命军队”是泛指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无论是共产国际的决议还是斯大林的演说，都没有明确指出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还不需要有自己的军队。这就使共产党人在党内合作形式下，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独立领导和指挥的武装，这就使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实力始终有限，争取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始终没有能力与拥有强大军队的国民党相抗衡。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没有建立武装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党内合作形式的限制。由于我党没有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时，广大工农手无寸铁，我党也没有力量还击。大革命归于失败。
    在党内合作形式下，共产党人也不可能单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革命性，要求共产党依靠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出面领导土地革命，这实际上就是放弃了由共产党人自下而上地直接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
    在党内合作形式下，国共两党曾共同开展全国农民运动，推动着北伐的胜利发展。但当革命的群众运动向前发展，特别是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兴起后，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纷纷联合起来向农民运动猖狂进攻，他们造谣中伤，污蔑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妨碍税收”、“影响北伐”，总之“糟得很”。他们造谣中伤，开始仅是打击领导农民运动的中国共产党骨干力量，阻止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破坏两党合作。当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政权，首先是镇压农民运动，迫害农民干部，国共两党在对待农民问题上阶级利益的根本分岐的发展，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因素。
    从党内合作的弊端综合起来分析，大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国共合作的破裂。而党内合作又是国共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说，国共党内合作一开始就预示了大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党内合作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注释：
    [1]《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30页。
    [2]《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1页。
    [3]《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1页。
    [4]《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6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31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66页。
    [7]《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78页。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
    [9]《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27页。
    [10]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76-77页。
    [12]转引自《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一），人民出版社出版。
    [1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5页。
    [14]《国民党一大史料》，第53页。
    [15]《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32页。
    [16]包惠僧：《大革命时期的回忆》。
    [17]包惠僧：《大革命时期的回忆》。
    [18]《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
    [19]《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