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仁政”之说，对“独夫”暴君的批判，对“重民”思想的强调，同样是鲜明的“经世致用”之学。
    荀子的“经世致用”色彩，比孔孟更具有务实的色彩。对此，白奚先生有很好的分析：“荀子则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来吸收法治的思想，提出了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模式理论。……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等于为儒家的政治理论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使之活力大增。经荀子改造之后的儒家学说最适合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2-283页）荀子对于经世致用的强调，已经到了不避讳功利的程度。
    战国时代的孔子后学，大多选择了以学问济世、以学问干政的道路，完全符合儒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史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麓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
    与儒家并列的其他学派，同样以各种方式强调着共同的理念：学术要有经世之心、济世之效。对此，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开篇之处就引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说，并且进一步论断：“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以汇集学术名流而著名的稷下学宫，就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活动于其中的“稷下先生”，司马迁如此记载他们的学术生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序》）司马氏父子的论断，明确无误地指明，“六家”学派与“稷下先生”（他们无疑构成了战国学术的主流）都是关注世道治乱、并且愿意以其所学影响世主进而改造社会的“入世之学”，实际上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在汉代曾经发生过很大社会影响的两部典籍《大戴礼记》、《说苑》，对学问应该付诸实践的观点，有非常透彻的论述：“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大戴礼记解诂》卷三《曾子立事》）“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说苑》卷第十六《说丛》）这里一再强调的是：君子之学，一定是不务虚谈的力行之学，一定要有落实于社会实践的追求与能力。
    其二，经世致用是“国士”的情操所在、境界所在。
    重视把学习所得的学识，以“力行”的方式，付诸于实践，贡献于社会，是我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仁人志士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
    诸葛亮的《出师表》，传为岳飞所作的《满江红》词，范仲淹的直抒胸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慷慨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东林党魁顾宪成的一副名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在书院时论及学者必须关心时政的一段名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这些千百年来传诵不断的励志名言，均可推许为古代 “国士”情操与境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动人心魄、令人肃然起敬的，恰恰就是以“经世致用”为学问宗旨的襟怀与抱负。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中，给我们提供了两类“饱学之士”的典型：诸葛亮与江南群儒。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诸葛亮是“国士”，是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而群儒不管在精通经典方面有何卓绝之处，从气度格局而言，不免“书生”之讥。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经世致用”，不是明清之际才形成的学术流派，也不是一个“学风”、“思潮”所能够涵盖的问题，而是古代学术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精华之所在。要了解“经世致用”的要义，不仅仅要在传统典籍之中寻觅经典论断，更应该致力于在“经世致用”的仁人志士的社会践履中，去体悟他们的境界与追求。如果从后者的视角，来为“经世致用”确立一个定义，关键不在学问的格局大小、精致与否，而在于治学的宗旨与境界。“经世致用”必定强调要关注社会现实，有面对社会问题的勇气，致力于达到济世安民的目的。在这一宗旨的激励之下，一部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境界。在其社会践履的层面，就表现出讲求功利、尚实务实的思想特点。对这些志士仁人的事功评判，后人尽可见仁见智；但是对于支撑着他们的治学宗旨与为人胸臆、处世境界，我们却唯有表示敬重与钦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对原本意义上的“经世致用”如果要有所批评，理应慎之又慎。必须要明确的前提是：你将要批评的是“经世致用”自身，还是某些人将“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学风付诸实践时形成的流弊？两者之间，本非一事，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