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人们常常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位在许多领域建树甚丰的杰出人物的本色特征是什么？
    1978年7月，一群来自美国的著名科学家向邓小平当面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含笑沉思，认真地回答：我不过是一个老兵而已。就我个人来说，我真正的本行是打仗。
    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他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他的一生与人民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6年底，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1927年初春，受党的派遣供职于军队，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1989年深秋，85岁的邓小平“解甲归田”，辞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62年的风风雨雨，他从军校的教员成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民军队。
    抛妻别雏赴广西
    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创举。一个25岁的青年，成功地领导了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军事行动，这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回国不久即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邓希贤来到武汉，担任中央秘书，更名邓小平。年底，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时年他尚不满24岁。
    1928年的上海，腥风血雨，斗争极其残酷。邓小平谈到上海地下斗争时曾说：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时是吊着脑袋在干革命。有一次，我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的住处，就通知搬家。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里面巡捕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里面有个特科的内线。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出事故。那个时候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邓小平这里提到的张锡瑗，就是当时他在上海的新婚妻子。今年96岁、曾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在莫斯科上学，后又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郑超麟这样介绍说：“张锡瑗是河北人，比邓小平小两岁，他们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认识的。张是1927年秋天回国的，10月到武汉，和邓一起在秘书处工作。后来两个人一起到了上海，邓是张的上级。张锡瑗个子不高，人长得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看上了邓小平。1928年1月他们结婚了，还在广西中路聚丰园菜馆办了酒席。周恩来、李维汉都去了，一共三十多人。我记得席间菜不够了，邓小平又去要了几个。婚后，他们和周恩来夫妇住一起，一家楼上，一家楼下。后来是革命斗争需要，把他们分开了，那时闹革命太艰苦了。”
    闹革命就要搞武装斗争，就要有枪杆子。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毛泽东开创的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却给了共产党人新的启迪。
    1929年7月，中央决定邓小平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去，领导策动新的武装起义。这时，妻子张锡瑗已经有了身孕。
    为了打开武装斗争的新局面，邓小平抛妇别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广西的道路。为此，他付出了无法弥补的代价。半年后，当他再回到上海时，等待他的是妻子因难产，母女同遭不幸的噩耗。
    张锡瑗死后，葬于上海江湾公墓。1949年，邓小平率军解放上海后，找到了这块墓地。他和卓琳将遗骨取出来，安放于自己寓所的楼下。1969年，张锡瑗烈士的遗骨迁往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相遇贵相知
    25岁的邓小平能够在广西成功地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这与他相遇并相知一位患难与共的杰出军事家李明瑞将军是息息相关的。
    李明瑞年长邓小平8岁，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将领。1929年初，在蒋桂战争中，他中途倒戈，赶走了桂系军阀，和表哥俞作柏一起主政广西。李明瑞思想开明，同情革命，对蒋介石十分不满。他经略广西，积极采纳共产党的主张，扶持农民运动，甚至允许在他的军队里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1929年10月，李明瑞因反蒋心切，未听共产党的忠告，仓促起兵讨蒋。结果惨遭失败，南宁失守。邓小平抓住时机，派人说服李明瑞撤兵左右江地区再图大业。在百色，邓、李相遇，相见恨晚，彻夜长谈，共同制定了举行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计划。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举行，红七军成立，次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红八军诞生。一时，左右江区域二十多个县，百万人口，成为全国瞩目的红色根据地之一。
    起义后，中央任命邓小平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而由谁出任最高军事长官，中央内部分歧严重。其时，蒋介石正在拉拢李明瑞，派人送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及巨款。李明瑞不为所动，执意献身革命。然而，立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对李明瑞很不放心，三令五申要求广西党组织不要对李明瑞存有幻想，甚至强令“驱逐他离开该地”。邓小平与李明瑞虽相遇不久，但相知甚深。面对巨大压力，他亲赴上海做中央的工作，力排众议，果敢地任命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接着又亲自为李明瑞主持了入党仪式。
    李明瑞没有辜负革命的委托。起义后，他和邓小平顶住立三路线的巨大压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率领起义部队南征北战，历经11个月，行程数千里，终于把这支被毛泽东誉为特别能打仗的部队带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邓小平和李明瑞同时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不久，李明瑞被打成“改组派”首要分子，惨遭枪杀。李明瑞牺牲，邓小平悲痛欲绝，后来他多次向毛泽东力陈：“李明瑞是错杀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党中央终于为李明瑞公开平反昭雪，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几十年过去了，邓小平对李明瑞一直念念不忘。一提起这位老战友，他总是激动难平。1986年，邓小平重回广西，深情地向人们讲述了他与李明瑞的患难之交，指示一定要照顾好这位革命功臣的家属和后代。
    邓小平的壮族“拔哥”
    在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所创建的红七军中，有一支以壮族人民为主体的农民革命武装，这就是韦拔群领导的第三纵队。
    韦拔群，是广西东兰壮族的一个贫苦农民。早年曾参加护国讨袁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任黔军参谋。1924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回广西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揭竿而起，组织农民自卫队实行武装割据。这一壮举，为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邓小平忆起“拔哥”时曾说：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山风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
    对于韦拔群，韦的弟媳黄美伦介绍说：“1929年，邓小平到南宁不久，就约见了韦拔群，他和我们一样叫他‘拔哥’，并称他是了不起的农民领袖。百色起义时，邓小平住在右江，常和‘拔哥’在魁星楼开会。邓小平听说‘拔哥’曾兴办过农民讲习班，很高兴，让他再办起来。4月，‘拔哥’就首先办起了党员训练班。第一课就是请邓小平政委讲的。1930年，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到百色来传达中央命令，要红七军北上攻打柳州、桂林，邓政委和‘拔哥’都不同意。后来，红七军主力被迫北上，为保存根据地，邓政委让‘拔哥’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分别时，两人真是依依惜别。后来，‘拔哥’坚持在右江打游击，不幸于1932年10月被叛徒杀害。当时，他只有38岁。”
    对于韦拔群这位壮族农民领袖，邓小平一生都充满着深厚的战友情谊。1962年，在韦拔群牺牲30年之后，邓小平为他的“拔哥”写了一篇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值得永远纪念的又何止是韦拔群。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在大革命的低潮中闹红了西南半边天，为人民军队贡献了上百名高级将领。百色起义英雄们的名字将永载丰碑：
    张云逸：红七军军长
    俞作豫：红八军军长
    雷经天：左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广西特委书记
    宛旦平：红八军参谋长
    陈豪人：红七军前委委员
    李谦：红七军前委委员
    陈洪涛：中共右江特委书记
    战场上的“梦幻组合”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和“朱毛”名字一样不可分的，还有闻名遐迩的“刘邓”。
    刘伯承年长邓小平12岁。1920年，当16岁的邓小平西去求学时，刘伯承已是赫赫有名的川中名将了。1927年，刘伯承和周恩来等人领导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刘又去留学苏联，系统地掌握了军事理论，成为当时人民军队中为数不多的杰出军事家。
    刘伯承和邓小平既是同乡，又是同一属相。1938年，两人走到一起，一个主军，一个主政，很快就成为一对配合默契的好搭档。
    邓小平对刘伯承视为兄长，十分尊敬；刘伯承对邓小平视为贤弟，相濡以沫。抗战时期，他们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共同撑起了太行山的脊梁。
    在太行山的艰苦岁月，邓小平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司令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照顾，有事要多找我和参谋长。刘司令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邓政委的。对于刘邓的关系，感受殊深的张香山曾经回忆说：“在太行山，所有文件、命令都是刘邓共同署名，邓小平搞政治工作，大事都请刘过目，征求他的意见；刘伯承指挥打仗，大小战役都与邓商量，然后再下决断，两人工作非常协调，感情非常融洽。1940年百团大战时期，刘邓找我去商量战事，我进了窑洞，司令员拉我到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前作指示，邓政委让我稍等，他点了一只蜡烛，手举着随刘的手移动，刘指到哪里，邓就把地名念出来。刘的眼睛不好，邓担心累了他。我革命了几十年，像刘、邓这样深的感情见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动。可以说，在刘伯承的军事思想里，有邓小平的创见，在邓小平的建军思想里，有刘伯承的苦心。刘邓之间是不可能加顿号的。”
    刘伯承年轻时的那张戎装照，人们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知道照片背后的一段故事。
    这张照片是1915年照的，刘伯承十分喜爱，后在战乱中丢失。1950年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刘帅在重庆的一位友人手中重新找到，甚为珍贵。10月，中央决定刘帅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刘邓分手，临别时，刘帅把这张照片送给了邓小平，并在背后亲笔写下了一段话：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发生了反袁战争。我在反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二月二十七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三十六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小平同志
    刘伯承敬赠
    邓小平对他与刘帅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十分珍惜。刘帅逝世时，邓小平率全家参加追悼会，并在含悲撰写的《悼伯承》一文中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