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左”倾指导思想的重重干扰，顺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我国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于危难之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戴。正如后来邓小平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所指出：“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1]
    本文拟对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特点，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在解决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中奠定坚实的基础
    打倒“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虽告结束，但十年动乱所留下的思想、政治和各种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党和国家的工作仍然徘徊难前。思想理论上，还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教条主义盛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猖獗，“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不少干部群众思想还十分僵化；政治上，由于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需要和巨大的历史惯力，人们仍然把兴奋点聚焦在“革命”之上，阶级斗争仍然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种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主张沸沸扬扬，明暗交错；组织上，一些党政机关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帮派分子手中，部分地区和部门的动乱尚未停止，各级组织亟需整顿。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党中央面前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历史课题，首先必须建立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但正确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首要的是使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较量
    华国锋虽然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在实践中极力推行。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负责人汇报之后指出：凡是毛泽东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1月7日，在华国锋要求为其准备的讲话提纲中把这个基本思想进一步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我们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随后，他又指示其写作班子，将这一段话加以理论概括和文字修饰，于2月7日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形成了“凡是毛主席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典型表述，并将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
    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其直接目的是阻挠人们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就其实质而言，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的言论及其各项指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那套“左”的指导思想来指导新时期的工作。
    1977年底，中央党校1000多名中高级干部学员，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当时在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表示：解放思想嘛，可以放开讨论。并指示要坚持如下两条原则：一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二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学员在讨论中表现得相当活跃。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先后转载。一时间，在全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由于文章从理论上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汪东兴等人作出强烈反应。《人民日报》在转载文章的当天，就接到电话，说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少数人乘机起哄，对文章大肆攻击。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表态”，“不介入”。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小会上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么干。”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同时，他批评新闻单位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斥责刊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宣传部长张平化，也在有关会议上讲话，说新华社发了也不是定论，要提高鉴别力，不要随风转。除此，他们对积极参加讨论的人，进行粗暴地批评，极力维护“两个凡是”的“左”的指导思想，极力维护错误的思想路线。
    其实，“两个凡是”一提出，就受到了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批评与抵制。“两报一刊”发表关于“两个凡是”的社论之后的当晚，就有许多人纷纷打电话责问报社，为什么要登载《学好文件抓好纲》这种社论；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也同时表示不满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在小组会公开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抵制“两个凡是”并对华国锋的错误进行公开批评。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也大力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批评“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置个人沉浮安危于不顾，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说：“两个凡是”的方针与毛泽东思想的本义相背离。5月，邓小平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对，毛泽东自己就说过，他的有些话讲错了。9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指出：“有一种议论，叫‘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2]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3]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后，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谭震林等中央多数领导人和许多老干部，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定热情地指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尖锐地批评：“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6月24日，胡耀邦组织《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为文章先后和胡耀邦通了至少六次电话，表示坚决支持，并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陈云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中科院理论组、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从不同的渠道，用不同的形式积极支持讨论，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
    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继延安整风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更深层次上为大规模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二）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对立和斗争
    华国锋等在坚持错误思想路线的同时，极力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的讲话中强调：要继承毛主席遗志，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2月25日，华国锋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强调“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号召全党“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7月16日至21日，他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反复指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此后，华国锋一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混淆在一起，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仍然遭受严重干扰。他对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出来工作采取拖延态度，阻挠为“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冤、假、错案平反，使组织上的拨乱反正步履维艰。
    在这期间，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各种方式，抵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他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强调“要迅速地坚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李先念、陈云等人则全力以赴地狠抓经济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上，胡耀邦等人积极组织力量撰写有分量的文章，澄清路线是非。197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组织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这为一大批老干部早日出来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努力排除各种阻力，为一批老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条件，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平反，用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的组织路线。
    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以及中央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按照华国锋的设想，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但由于邓小平此前提出关于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得到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因此在会议进入“正题”之前，讨论了从明年1月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就在这样一场作为会议前奏的讨论之中，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被引向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率先冲破会议框框的是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开宗明义：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有一些遗留问题，影响大和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随后，列举了包括“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以及天安门事件等在内的六大问题，使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同时，胡耀邦、万里、杨得志、聂荣臻、王首道、康克清等数十人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要求中央就有关问题先作出决定，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与会同志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大家的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包括陈云所提六大问题在内的八项决定。在八项决定的推动下，会议广泛讨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样一来，一个原本准备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开成了一个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的拨乱反正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解决路线问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地使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特有的建树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会议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制定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会议还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并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增选了一批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从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左”的错误进行了两年多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以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纠正“左”的错误路线这一决定性胜利。第一，正确路线的确立，使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掌握了党内斗争的主动权，为今后的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即从组织上彻底解决领导集体问题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二，正确路线的确立，使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在党内外进一步树立了威信，证实了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初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任；第三，通过这场激烈的较量，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确立起来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条件下，从1979年起，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坚决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变，接着一方面推进全面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启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之轮，作出了巨大成就。正如邓小平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4]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随之而稳定成熟。
    （一）在全面拨乱反正中，赢得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
    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之后，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多年“左”的错误，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留下的问题，堆积如山，堵在前进的路口。因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调整社会关系，才能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把全面拨乱反正的伟大战略任务，提上了中央工作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