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改革思想是他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的标志之一，其特点是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表达了整个民族渴望富强、摆脱困境，置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伟大心声，同时，也极为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中国社会改革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毫无疑问，从思想文化角度，探讨鲁迅的改革思想，对于整体地认识和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规律和特征，揭示出它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和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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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实行门户开放。西方文化思潮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潮水般地涌入古老的中国大地，中西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大碰撞和大交汇，整个中国也由此而置于世界性的冲突之中。在中西文化冲突导致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全面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都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试图在西方文化中找到解决近代中国危机的药方。如以魏源、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然而，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倡导学习西方风气之始，由于未能完成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其指导思想却仍然是传统的“尧舜之治”的翻版，即“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并非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住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因此，在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那里，学习西方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点，也仍然是希求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中那些能够使传统文化回归到鼎盛时代中去的东西，或仍然是凭借着传统的优势心态去消融西方文化，而不是一种自觉地走向世界，并大胆地与西方抗争的信念和决心。尤其是在近代中西文化大冲突的历史背景中，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也往往局限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类比之中，反复争执于“西学--右学”、“道--器”、“体--用”等主次之分，缺少从总体的超越位置上来将中西文化冲突置于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主流中进行充分论证的勇气与胆识，从而最终只能在一些传统的观念范围内同义反复，以至于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无法对西方的全方位挑战，作出真正的、全面的和强有力的反应，其改革的思想主张也显得零乱破碎，缺乏整体改革意识。
    作为第二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杰出代表，鲁迅在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过程中，率先完成了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这样，在向西方学习当中，鲁迅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点就不同于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即他不是将近代西方文化导向与传统文化认同，而是希求在“矫19世纪文明”当中，使整个中国步入“当必沉邃庄严”的“20世纪文明”[1]中去。与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相比，鲁迅不再在所谓“西学与中学”、“道与器”、“体与用”之类的传统概念中去反复论证，而是自觉地去面对中国置于世界性冲突的严峻现实，探究西方文化全部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并从中发掘出能够迅速改变落后中国的新的文化机制，选择其为传统文化所不拥有的新因子，以便在使整个中华民族日益强盛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传统，认识西方，争取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去迎接“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2]因此，尽管鲁迅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影响，甚至还有着师生的承继关系，但是，鲁迅由此所形成的改革思想，则要比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更为鲜明，更为深刻，也更为全面。
    在鲁迅看来，面对着“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3]式的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必须要具有一种整体的改革思想，即不能只仅仅着眼于局部的变动，局部的改造，而应该着眼于整体的变革、整体的改造。[4]鲁迅选择了以思想文化观念变革为突破口，从中确立了他的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改革思想。鲁迅认为，观念的变革是寻求人的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解放，乃至寻求整个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根本性前提。由此他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立人”，实际上也就是要使大多数受封建专制压迫还仍然处在愚昧、麻木和不觉悟状态的国民，从昏睡中觉醒和觉悟起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进而能够大胆地、自觉地走向世界。鲁迅曾明确地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6]显然，鲁迅的意思非常明确，一是首先要获得人的解放与独立，二是获得解放与独立的人，必须大胆地、自觉地走向世界，汇入“世界人”的行列，“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并具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7]因此，鲁迅由“立人”--寻求人的观念变革到寻求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思想，就深深包含着走向世界，汇入世界发展主流的命题。鲁迅深刻地认识到，近代中国要真正地摆脱贫困和落后挨打的局面，希望在于改革，在于走向世界，尤其是在于被世界唤醒和激励的中国人。很明显，鲁迅的这种改革思想的生成，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独具一格的，并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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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透辟认识，鲁迅在“立人”的思想层面上所确立的改革思路，就试图在总体的超越位置上来选择以反思传统文化观念为突破口，首先是要谋求对制约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机制，进行整体的改革。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中国历史的认识和改革方面，鲁迅指出，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却只不过是“吃人”的历史[8]。当然，“吃人”只是形象的说法，其实质则是深刻地指出了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罪恶历史特征。在《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等文章中，鲁迅深刻地剖析了这种“吃人”历史的具体表现特征，并在小说《狂人日记》里予以生动逼真的再现。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9]为此，他认定整个中国的历史只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循环。[10]针对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鲁迅为打破这一“超稳定”结构的循环历史，提出了建立“人国”的改革思想。他指出，从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入手，建构以“人”为中心，以科学和民主思想为基本特征的高度自觉性的主体文化体系，使整个国民获得独立、自由的人格意识，这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1]确立建立“人国”的改革思想，鲁迅的理想是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2]--一个有异于封建专制“吃人”历史的崭新的“人”的时代。
    第二，在对待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改革方面，鲁迅认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在这种文化制约下，整个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家庭之间常常产生同构效应。家庭的宗法关系，血缘礼教规范，使家庭的组织结构具备了国家制度的一切组织原则。所以，在中国社会里，政权和朝代似乎可以不停地更迭，但由于家庭制度和礼教制度的文化制约机制不变，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发生质变，而是根据自身的调节，在整个历史的“一治一乱”的循环中，进行“破坏了又修补”[13]式的变动，整个社会也处在超隐定的延续之中。根据中国社会的这种特征，鲁迅提出的改革思想是首先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4]，让人们从深层的思想文化观念上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从而振作起来，针砭时弊，改造社会，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第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认识和改革方面，鲁迅对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型的意识结构形态进行了激烈的否定。鲁迅认为，儒家文化所宣扬的“中庸”意识，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来强调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其负面效应是对整个民族形成封闭自守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而道家所谓“无为之治”的意识，则不过是以“出世”精神来为人生制造“一条奇妙的逃路”[15]，使整个民族缺少那种对于人生、自然、社会和科学进行执着探索的勇气。因而，在封闭的文化制约圈内，人们从儒家文化的意识结构中学到的是敷衍偷生、弄权献媚，而从道家文化的意识结构中学到的则是貌似超脱的昏庸、麻木、愚昧。基于对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透彻认识和理解，鲁迅的改革思想主张是反抗、破坏和挑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给他们的世界上多一点缺陷。”[16]同时，根据传统文化意识的具体表现特征，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实际情况，鲁迅主张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并试图通过外来文化的强有力影响的推动作用，来完成文化意识结构的改革工程，使传统文化在解体、转型之后，一些合理的文化因子能够在新文化的意识结构中得以重新的组合、排列、建构，进行有序的调整，最终摆脱愚昧与落后的状态，由混沌走向明晰，由封闭走向开放。
    在对传统文化观念及其在历史、社会和意识结构上的表现形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反省之后，鲁迅其次是更进一层地在文化反省的意义上，对国民性，尤其是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和反省，并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改革思想。
    鲁迅指出：“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17]，以致国门被打破，还在盲目自大，以所谓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沾沾自喜。他认为，要使中国人进入“世界人”行列，要使落后的中国赶上世界发达的先进国家，就应当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来探讨国民的劣根性。要深入地研究自己，解剖自己，找出其病根，对症下药，这样才能抛掉传统的包袱，使整个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各民族的先进行列之中。
    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是深刻的。他认为，国民的奴性心理性格特征，是传统文化观念制约的结果。因为传统文化要求人们在伦理的行为规范中遵循封建的礼教原则，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又彼此隔膜。鲁迅指出：“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又说，这使“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18]在严格的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的制约下，人们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心灵与情感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在国民的心理和性格上，也就造成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无热情，“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19]二是无悟性，甚至阿谀奉承和无端发泄，一些所谓的强人，他们将怨愤无端地“在弱者身上发泄。”[20]在鲁迅看来，国民的这两方面的心理与性格特点，正是在传统文化直接熏陶与制约下所形成的一种奴性心理-性格，前者是奴隶心理-性格，后者是奴才心理-性格。同时，由于这两种心理-性格的原因，所出现的国民大约也只有两种人，一是逆来顺受的臣民，二是铤而走险的暴徒。对此，鲁迅曾愤然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21]鲁迅在文化反省的层面上，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国民劣根性的可怕效应，即使国民“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22]因此，由文化批判到对国民性的严峻探索，鲁迅在文化观念和意识结构的高度上，对国民性作了最激烈的整体性否定，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思路。
    鲁迅对国民性改造的基本思路是，确立以人为本，即把人作为高度自觉的主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还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指出西方文化之强“则根柢在人”。[23]因此，鲁迅毕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思想文化启蒙活动，旨在通过“立人”，即在尊重人的个性和平等、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来改造国民性，确立人的地位与价值，最终使国民具有高度的主体自觉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意识。在鲁迅看来，改造国民性，使国民获得“人各有己”、“朕归于我”[24]式的精神独立和个性特征，才能最终走向“群之大觉”，使“中国亦以立”。[25]如果整个国民能够在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层面上，成为具有深刻自我意识能力的独特个体，那么也就必然会在一种总体的超越位置上，真正摆脱一切外在的、强制性的政治伦理制约，并且能够从中来进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选择，以推动整个民族一道在现代化历史大道上大踏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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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对于传统文化观念和国民性的分析与批判，显示出了他的改革思想的现代性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了他的改革思想中的激进主义色彩和忧患意识的双重特点。
    从现代性的特征上来看，鲁迅的改革思想是紧紧扣住“立人”的命题来展开的，所体现的也是以“人”为中心，以科学与民主为价值尺度的一种高度自觉性的主体文化新观念。鲁迅指出，人作为主体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占主导地位的，人的身份是按照以伦理道德的规范来进行等级划分的，这样虽然“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然而“自己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辱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26]在进入由中西文化冲突而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全面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改革，就必须通过科学与民主的大力倡导来使国民懂得“平等自由，为凡事首，……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28]的道理，将“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取向与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新文化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鲁迅的目的是要张扬其“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的改革精神，使之能够“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人心”，[29]并由此来更新民族文化观念，根除国民的蒙昧状况，为建构民族新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石。鲁迅的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30]与进入20世纪后，选择文化变革为突破口，倡导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反叛传统与迈向人的现代化的改革思想是相互吻合的，同时也深刻地体现出建构20世纪民族新文化的人文关怀价值，而这也正是他成为一位真正属于20世纪的“现代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