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共是孙中山始终忠实于爱国主义的结果
    寻求同盟者始终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主要课题，这是他一生忠实于爱国主义的结果。在旧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相当强固，革命党人则因其社会基础孱弱而痛感缺乏可资凭藉的物质力量。因此，孙中山在踏上革命道路后时刻寻求着盟友。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联合各种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建立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的历史。早在兴中会时期，他曾试图同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合作，但未取得成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孙中山颇为重视结纳会党，甚至加入洪门组织，以便借用秘密结社的力量，稍后，孙中山逐步抛弃了“秀才不能造反”的观念，把争取留学生作为对海外侨胞的工作重点。从青山军事学校的创办到欧洲革命团体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活动的实绩。为了组织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他联合海内外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加入同盟会，其革命宗旨是武装推翻清朝反动政府，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正是由于孙中山重视寻求同盟者并且结成广泛的反清统一战线，他才有可能领导了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民国初期，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组合为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以党治国，建设共和新国家。孙中山在后来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继续寻求盟友，为了进行护法运动甚至借用了西南军阀的地盘。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终结之时，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作出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重大决策，其目的在于对内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把中国统一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可见，孙中山一生中根据不同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共同奋斗，其目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具有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
    二、联共是孙中山谋求中国革命新出路的必然归宿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思想总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并由此获致它的生命力。孙中山作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重大决策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紧密相联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曾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燃起过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此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及其继承者攫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依然坚持捍卫共和的斗争，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的反袁以及护法运动都未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根本改变。革命事业的一再失败，使孙中山处于一筹莫展的极大苦闷之中，但同时失败又促进了他的觉醒，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方法。而此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年青的苏维埃国家成为推动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世界革命的杠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发出了强有力的召唤：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已在此时发轫，并在阶级搏斗的最初回合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崭新的面貌。在这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时刻，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对先前的活动加以扬弃，才能开拓新的革命局面。而联共--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舵手结成盟友，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前进具有关键的意义。一个始终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真正革命家，又能与时俱进，就一定会同中国共产党携手，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因此，孙中山作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重大决策，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他追求真理和正义，真心诚意谋求中国革命新出路的必然归宿。
    三、联共是为了恢复国民党在民国以前的革命精神，使之重
    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迭次更名为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由于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完整的组织体制，加之历史原因，虽孙中山屡作“改组”，却无法改造和振作这个党，党员成份复杂、组织涣散、训练未周、纪律松驰、革命骨干少、投机分子多等弱点，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变。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它踏上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就表明自己无愧为中国革命的舵手。它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制订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发动了工农群众运动，传播了革命思想。在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搏斗中，共产党人表现出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他们是伟大的爱国志士，他们是光荣的革命先锋。共产党与国民党，一强一弱，一兴一衰，对比实在太鲜明太强烈了。此时，中共二大已制定了关于民主革命的纲领，提出了同国民党和其他革命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倡议。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西湖特别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将“联合战线”改为“党内合作”，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同国民党合作。西湖会议前后，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分别晋见孙中山，向他表示慰问并同他商谈关于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苏俄使者越飞也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孙中山在失败中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受到极大的鼓舞。他比较冷静地分析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对国民党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有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他认识到国民党在组织上、政治上都存在不少的缺陷和问题，已处于“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1]的状况。进而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改组国民党，改组乃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唯一出路，这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正是这样，孙中山--经历过长期斗争的，闻名当世的革命家--才把诞生不久的，队伍尚小的中国共产党引为同志和战友，主张用“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确信“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2]，经常“劝告国民党中悲观和疲塌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为榜样，象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3]。他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4]虽然，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是诚心诚意的，但是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却遇到了国民党内一部分右翼势力的激烈反对。对于他们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行径，孙中山和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孙中山理直气壮地说：“邀请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奋斗而定其优劣耳。”[5]由于孙中山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同国共合作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最终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使改组工作获得成功。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在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下，在政治上、组织上出现了深刻的革命变化，面目焕然一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国共两党的发展壮大，加强了国民革命的中坚和核心力量，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四、以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把国民革命与工
    农运动结合起来，促进民主革命的加速发展，早日实现国家的独
    立、统一、民主、富强，这是孙中山作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重大
    决策的最重要的原因
    国民党的改组基本实现，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尽快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为此，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立即以“三大政策”作为新三民主义核心内容，并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展开工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第一，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开办黄埔军校。过去，孙中山在长时期内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而屡遭失败，这给他留下了痛苦的教训，正如他自己总结的：“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6]他认识到中国革命“不得不有赖于军队”，“军人实行革命有胜无败”[7]。因此，1924年5月，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附近的黄埔设立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军校，热情欢迎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各地选派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工作或学习。黄埔军校在短时间内卓有成效地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企求中国革命彻底成功，积极促进国民革命与工农运动结合。
    首先，孙中山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过去，孙中山从事革命只是依靠少数人孤军奋战，而没有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结果革命一再遭到失败的厄运。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给孙中山以巨大的鼓舞和启迪，他从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所在。他说：“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故革命事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8]。他还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分子、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9]“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10]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始终站在工农大众一边，坚决依靠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其次，对革命前途方面，孙中山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采取了某种程度的批判态度，转而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获得启示。经历了长期的观察和实践后，孙中山开始窥见西方“民主政治”、“代议政体”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他以批判的目光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作了新的评价：“考察欧美的民权事实，他们所谓先进的国家，像美国、法国，革命过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权呢？照主张民权的人看，他们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11]“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12]在上述的认识基础上，孙中山得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断：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以往的历史来作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13]与这种对西方国家制度所采取的某种程度的批判态度相联系，孙中山把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视为当代的一种先进政治方案。他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14]孙中山对于苏维埃国家制度作了相当正确的评价，指出“各国到了代议政体，就算是止境”的观念业已陈旧，因为，“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断其究竟，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15]在“以俄为师”革命前提下，孙中山庄严宣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6]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国共合作后，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人同共产党人一起深入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他向全党发出号召：“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以为不懈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在正从事为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对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17]这一原则，不仅阐述了工农运动在民主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找到了国民革命运动最广大最忠诚最坚强的后盾，而且把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使以往空洞的为工农群众谋幸福的民权观获得了充实的内容。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不久便在全国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