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毅然率部扣留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最高首脑蒋介石及其下属部分军政人员。西安事变经过有关各方的斡旋，终于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虽然历时短暂，然而却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1]因此，这次事变成为整个“时局转换的枢纽”。[2]
    在这次事变的酝酿、发动、解决的全过程中，各方面的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他们有的当主角，有的演配角，从各自的利益、立场出发，直接或间接地对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起着推动或阻挠作用，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构成了一幕以西安为中心，以延安和南京为侧翼，影响全国、波及世界的历史剧。今天，西安事变已经过去60余年了，史学界对参与事变的大多数人物都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端纳，这位参与了事变解决全过程的重要人物，却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文拟就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及作用作一探讨。
    一、端纳在西安事变中从一定程度上调解了蒋张矛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与南京之间严重对立，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恰在此时，端纳被宋美龄派往西安，而张学良也同意他前来。为什么端纳能成为西安事变爆发后“世界上唯一得以通过来到这里（西安）的人”？[3]
    威廉·亨利·端纳（1875-1946），英籍澳大利亚人。1903年到香港，任《中国邮报》副主笔，翌年升主笔。从此，他的命运就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久，他来到北京，任《伦敦时报》、《纽约前驱报》、《纽约先锋报》特派记者。在此期间，他曾第一个在报纸上披露了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密约真相，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端纳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而且还以给有不同政治观念、不同政治目标的实权人物充当顾问而出名。曾先后给岑春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当顾问，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人称“中国第一顾问”、“最显赫的客卿”。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东北局势不稳。是年秋，端纳辞去国民党政府中的工作，应张学良的聘请到东北，担任张学良的顾问兼老师，协助张学良在东北的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两人结下忘年之交。张学良很多重大决策都有他的参与，如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等。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岁月里，端纳给了张学良师长般的关怀和帮助。
    端纳给蒋介石当顾问是宋美龄促成的。宋美龄很小就认识端纳，因为端纳曾是孙中山的顾问，亦是她家的常客。1934年，端纳陪张学良游欧归来，蒋介石夫妇在度假地杭州为他们接风洗尘。宋美龄对蒋提出，应聘端纳作顾问，并说，清末民初，在华受聘的外国顾问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是在本国具有相当地位和声望的人。而象端纳这样的人，在其国内不过是当工人的一介平民，只身来到中国，居然能成为岑春煊、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顾问，绝非偶然。蒋表示同意，但遭到端纳拒绝。以后，端纳曾陪蒋氏夫妇视察兰州、北平、太原等地，他的才华为蒋氏夫妇所赏识，经宋美龄再三请求，不久成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关于端纳与蒋介石的关系，蒋曾这样写道“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4]
    由上可知，端纳与西安事变中的两位主角张学良、蒋介石之间都有很深的交往。因此，端纳才能成为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人。
    13日上午，端纳乘飞机离开南京，14日上午，飞抵西安。端纳此次来陕，主要是受宋美龄的委托，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及蒋介石的安全情况。端纳到西安后，不仅很快让南京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有效地调解了张学良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使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辅平了道路。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目的是要通过兵谏的方式，强迫蒋介石接受他们停战抗日的主张。蒋被扣留，使西安与南京处在对立的地位。事变只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团结抗日；二是蒋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态度对事变的解决至关重要。张学良在事变前曾说过“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5]
    那么，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呢？事变伊始，张学良、杨虎城不断劝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是，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只是要求迅速送他回南京，并拒绝进餐，以死相威胁。端纳到达西安后，先后会见了张学良、杨虎城，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他们的意图，随后在张学良陪同下见了蒋介石，端纳告诉蒋，张、杨二位将军并无加害之意，只是要求停战抗日，而且强调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的主张，英美方面也表示同意。他还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宋美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6]。端纳的话及带来的信，使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当晚他同意移居高桂滋公馆。15日上午，张学良同端纳再次去见蒋，张学良第一次向蒋宣读了八项主张[7]。蒋介石同张学良讨论了抗日问题，并进行了争论。16日，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吴家象在广播讲话中说到此种变化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对于先安内再攘外的主张，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坚持，已允许我们同他谈抗日问题。”[8]张学良19日对外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也称：端纳先生上星期一（14日）到达后，总司令（蒋介石）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15日）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16日，当端纳再次来陕，要求蒋下停战令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时，蒋介石也很快照办。虽然蒋介石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只同意停战3天，希望尽快送他回南京。但蒋的手令带来了暂时休战，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总之，蒋介石态度的转变，是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环节，而蒋态度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端纳的调解。
    二、端纳为西北“三位一体”与南京和谈进行了斡旋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亲日派分子乘机制造谣言，使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已经被杀死，连宋美龄也认为“委员长被绑架，并被杀死。”[9]何应钦以维护“国家纲纪”为由，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宋美龄、孔祥熙等虽主张和平解决，但蒋介石生死未卜，没有有力的理由阻止何应钦的行动。在此危急之时，端纳不顾何应钦的阻挠，进入西安，使南京及世界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即蒋介石安然无恙，张、杨愿和平解决事变。此时，国民党除少数顽固派附和讨伐派的主张外，绝大多数都赞同宋美龄的主张，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如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的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韩复渠等先后发表通电，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谋求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这给南京政府主战派以很大的压力。所以，宋美龄称端纳的消息是“第一道希望的曙光”。斯诺称端纳此行是“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10]端纳第二次入陕后，经他斡旋，西安方面同意由宋子文代替孔祥熙来陕会谈，而蒋介石也给何应钦下了停战令，南京的主战派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宋美龄、宋子文等积极谋求和平，经过几天争论宋子文获准去西安。这表明主和派终于在国民党中央内部占了上风。12月22日，由宋美龄、宋子文（21日从西安返回南京）、蒋鼎文、戴笠等组成的南京五人小组共赴西安。冲突的双方终于走到一起。
    宋美龄一行虽来到西安，但西安的局势仍很微妙，对如何处置蒋的问题认识不一致。张学良同意放蒋，只要他同意抗日，但杨虎城心存疑虑，担心蒋反悔报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军官和士兵与杨有同样的认识，他们要求蒋作保证。甚至有个别激烈分子主张杀掉蒋介石。张学良害怕夜长梦多，万一蒋介石被杀，造成国家大乱，他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于是他向宋美龄推荐了周恩来，“如果蒋夫人愿同他会谈，可以利用他的影响使委员长获释。”[11]
    张学良之所以推荐周恩来，是因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共产党没参与发动西安事变，但事变发动后，张、杨立即电邀共产党派代表前往，共商大计。17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谈，三方取得一致意见，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红军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不到24小时，西北“三位一体”正式形成。红军代表团开始分头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周恩来知道杨虎城有顾虑，向杨作多次解释和说明。杨虎城原估计中共经过10年内战，不会同意放蒋，此时，他感到“中共不计前仇，真是伟大。”因此，杨比较愿意听取中共的意见。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宋美龄当然不愿去见周恩来。在宋美龄难以决定时，端纳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中共在此事变中的作用，并说服了宋美龄见周恩来。宋美龄与周恩来作了两次会谈，双方就很多问题取得了共识。宋表示赞成停战抗日的主张，而周也答应劝杨虎城早日释蒋。在宋美龄的说服下，蒋介石同意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三位一体”谈判，商定的条款不签署书面协议，以蒋的“领袖人格”作担保。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端纳始终充当着一个重要角色，他既为蒋宋顾问，出面向张杨提供种种保证，又做张杨的谋士，居间调停，为事变的最后和解继续发挥其特殊作用。周恩来在1946年9月与美国记者尼勃曼谈到西安事变和平谈判时，称端纳是五位主要参加者之一。[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