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的革新与救亡运动中，知识阶层与民众一开始处于分离状态，戊戌与庚子尤为典型。一些知识人认为义和团其情可悯，其气可用，其举动则可衰。1901年拒俄运动发端，趋新人士主张动员民众，文明排外。在梁启超等人国民思想的鼓动下，随着国内和东京学界风潮的兴起，“少年中国”演化为“学生社会”，以学生为中国的主人翁，由学生引导其他社会成员转变为国民。后来“学生社会”再演进为“中等社会”，其主旨是：上层以朽，下层尚愚，须由中等社会开通和引导下层社会去改造上层社会。这与意大利社会学界帕雷托当年提出的社会分层理论相当近似，象征着中国趋新知识人士的自觉。拒俄运动使学生和开明士绅直接面对国民的社会责任，中等社会的主张部分得到实现，四民合为国民，而中等社会起着引导及核心作用。此后，提出“中等社会”的激进人士较少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来看待自己与民众的关系，而主张体制内变革的立宪派士绅则有所发挥，中等社会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起，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首次在爱国运动中连为一体，而中等社会的概念对于革命派和梁启超也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