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认识到要建立民主，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的训政，建立宪法或约法。他在《新月》上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指出，民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民众完全可以从参政中学会参政，并非非有“训政”不可。文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宪法或约法”的训政，“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14]。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一出，罗隆基、王造时等人也纷纷著文表示支持。罗隆基对人权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将人权概括为生命权、个性自由、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言论自由、劳动权等等。他根据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提出在中国改善和提高人权的35条要求[15]。他还指出，国家的功用是保障人权，而保障人权就必须实行法治。他认为“法治的真正意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执政者、官吏不侵权、专横、独裁，与人民立于“平等守法的地位”，才能称为法治[16]。罗隆基还指出，纸上的法律有时并不能约束独裁者，如民国初的《临时约法》就未能阻止袁世凯称帝。他认为，当统治者破坏和践踏法律时，人民应当“夺取少数人垄断的政治自由，而还之大多数”，这是人民应有的革命权[17]。罗隆基还认为民主政治就是主权在民，“把政权放到人民中去的政治”。他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能委托给他人的，也不能委托给某机关或团体。所以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将人民的主权“付托于”国民政府，这是“主权在党”，是“民主的真义根本丧失”。国民党所谓主权在民，是“骗人的空话”[18]。除了胡适、罗隆基外，还有梁实秋等人也陆续在《新月》上发表文章对国民党专制政体予以抨击，为此终于导致《新月》杂志被国民党政府所查封。
    比起胡适和罗隆基来，留美学者王造时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批判的态度更为激烈和坚决。“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准备对日作战。为实现对日作战，改造社会，他提出“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当时国民士气消沉，完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造成的。因此，他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指斥国民党训政已经“训到丧权辱国，内乱不已，土匪到处如麻，贪官遍地都是，国家濒亡，民不聊生，试问再要这样训下去，如何得了？”[19]他还指出：“像国民党近几年来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始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20]。王造时为要求实行宪政，实行法治和民主的主张而不断与国民党专制统治作斗争，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实现抗日而争取民主的积极精神，故遭到国民党的打击和迫害。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把王造时列入暗杀名单，并寄匿名信附上子弹相威胁。国民党当局不许他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使他不得已当律师谋生。但这并不能使王造时屈服，他更积极地投身到当时的民主运动中去。
    庚款留美学者和其他人士以民主和人权的观念对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的批判不仅仅起到一种启蒙的作用。自西方民主观念传入中国特别是清王朝被推翻后，这一思潮一时成为潮流。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以民主、共和为名而行专制独裁之实的情况下，胡适等人对专制独裁的揭露，对于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认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有着积极的作用。
    再有，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不惜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而献身。“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在抗日民主的潮流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庚款留美归来的学者在活动。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王造时、杨杏佛等人均是该盟的积极骨干分子，杨杏佛则为总干事。杨杏佛1912年利用庚款赴美留学，1919年归国，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他为实施同盟的争取民主、保障民权、营救政治犯的宗旨而积极奔走，因此为国民党特务所忌恨，以种种手段相恫吓，但他都置之不理。1933年6月18日，这位爱国者和进步的政治活动家终被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暗杀，遇害时年仅41岁。王造时也是该盟的执行委员。他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一起，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人士作了不懈的努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侵略的加深，民族危亡迫在眉睫。1936年5月31日，由宋庆龄、沈钧儒等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王造时、李公朴等庚款留美学者亦是其中骨干分子。他们建议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举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的抗日民主主张，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拥护。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于11月22日深夜将王造时、李公朴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非法逮捕，拘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是为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在狱中的正义斗争得到全国各方面以及国际上一些知名人士的广泛声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及释放一切政治犯包括“七君子”等条件。至此，“七君子”等爱国人士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开始得到实现。
    第三时期则是解放战争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庚款留美学者目睹国民党统治日益专制腐败，内战危机加深，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积极投身到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去。杨杏佛是为抗日民主运动捐躯，而李公朴和闻一多则是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而献身的。李、闻早年都是庚款留美学生。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积极投入抗日民主运动。日本投降后，李公朴、闻一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云南支部的领导人。他们领导民盟云南支部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独裁政策的民主运动。闻一多大声疾呼“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21]“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22]李公朴也强烈呼吁：“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打得机会也可少些。”[23]李、闻为民主和平奔走，获得各界人士的支持，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24]。闻一多知道他就是特务暗杀的下一个目标，但他仍置生死于度外，积极奔走组织李公朴治丧委员会。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说，痛斥国民党特务卑劣无耻的暗杀，大义凛然地宣布：“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公朴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25]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就在当天回家的途中，闻一多竟遭特务暗杀而死。李、闻这种为民主事业而献身的大无畏的精神，激起许许多多的人为民主而斗争。昆明、重庆、成都、上海等各地隆重集会悼念李、闻两位烈士。国民党当局杀死了李公朴和闻一多，却有千千万万个李公朴和闻一多站起来。正如当时著名学者、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老先生在重庆的追悼会上所愤然疾呼的：“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为民主奋斗的人是无数的，是杀不完、杀不绝的！”[26]当时西南联大有教员200多人，其中170多人在国外留过学。这170多人中又有100多人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27]。在昆明要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许多教授都站在学生一边。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的浪潮中，大多数庚款留美学者坚持正义、进步立场，为爱国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近代意义的民主没有在中国产生，而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在西方，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在中国，民主同样是推翻专制统治无可替代的思想武器。当近代启蒙思想家将民主介绍到中国后，曾引起无数先进青年的向往和追求。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并未被推翻。因此，爱国和民主同样成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和广大留学生们不懈的追求。又由于以庚款留美学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所受教育的特殊背景，他们在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他们的前辈知识分子所不可比拟的作用。
    三
    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是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而现代化发展又是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的传入分不开的。这种传入是与作为文化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庚款留美的知识分子将西方的民主观念介绍到中国来，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原有的封建政治传统的批判和对政治现代化的推动，从而说明庚款留美学者不但是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一支力量。具体分析起来，它的作用有如下几点：
    首先，他们对民主政治观念的阐释及其对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实行专制独裁的揭露，具有政治启蒙和唤起民众认清其反动本质的作用。民主这一概念自清末传入中国后，政治民主的真正含义，很多人是不清楚的。留美知识分子针对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对民主与保护人权、民主与法治、民主与言论自由包括民众批评政府的权力等等原则进行阐释，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传播政治民主观念，其政治启蒙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其次，庚款留美学者不惧强权，对北洋政府及国民党专制独裁进行批判，反映了这些留学生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他们不但在政治黑暗时能够挺身而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议政”时使用的是旧式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新的知识和理论。这些知识和理论在批判专制独裁、传播民主政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民主革命时期推动政治民主的一支重要力量。留美的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主动或自觉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中去。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庚款留美学者积极参加和献身于民主运动，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说，庚款留美学者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历史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注释：
    [1]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三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3]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1页。
    [4]谢世俊《竺可桢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5]《胡适留学日记》，第二册，〔台〕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卷7，第211-213页。
    [6]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7]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8]胡适、李大钊等7名教授《争自由的宣言》，载《东方杂志》17卷16号。
    [9]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8页。
    [10]《胡适致王宠惠信》（1929年3月26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9页。
    [11]胡适《人权与约法》，载《新月》2卷2号。
    [12]《蔡元培致胡适信》（1929年6月10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15页。
    [13]《张孝若致胡适信》（1929年7月31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23页。
    [14]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约法？》，载《新月》2卷4号。
    [15]罗隆基《论人权》，载《新月》2卷5号。
    [16]罗隆基《什么是法治》，载《新月》3卷11号。
    [17]罗隆基《汪精卫论思想统一》，载《新月》2卷12号。
    [18]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载《新月》3卷8号。
    [19]王造时《对于训政和宪政的意见》，载《荒谬集》，自由言论社1935年版。
    [20]《荒谬集》，第38页。
    [21]《闻一多全集》第三卷，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248页。
    [22]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第229页。
    [23]《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1941-1981）（征求意见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第29页。
    [24]余嘉华《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25]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第437页。
    [26]赵锡骅《民盟史话》（194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27]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