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欠妥之处，应该精确地定为：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的中介。
    要明确一种革命是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应首先清楚何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指出这种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显而易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定含义看，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比较，就有四个根本不同：一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已由资产阶级转为无产阶级领导。二是革命的纲领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彻底地反帝反封建。三是革命的策略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人民大众”，要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而旧民主主义革命却不注意联合各革命阶级共同反帝反封建。四是所属的革命阵线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和世界无产阶级发生了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已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理由如下：
    一、五四运动并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史实证明，无论是五四运动的第一阶段，还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具有爱国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或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是他们充当了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不可否认，上海等地的工人阶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从整个运动的过程来看，他们只是爱国运动的支持者、参加者，而非领导者。他们没有统一的政党，没有统一纲领、行动。就其政治思想与组织状况而言，他们正处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变化过程中。
    二、五四运动不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多数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相当仇恨，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却模糊不清。从五四运动全过程的口号、函电、信件、宣言以及联络、交涉、集会等活动中，看不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性。在反封建上，五四运动是政治运动，没有涉及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只能考察它对代表封建势力和其它反动势力的政府的态度。五四运动提出的最高目标之一是“内除国贼”，而这一口号又只具体落实到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显然它不涉及推翻反动政权问题，更谈不上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
    三、五四运动时并未自觉提出“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思想直到党的“二大”才逐步确定。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工、商、学界采用“三罢”的三位一体的联合行动，这只是自发的。到党的“一大”时还通过了对各党（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采取排斥态度的提议。后来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才日趋明确和成熟。随后，党的“三大”正式通过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的国家为职志。”
    四、五四运动并不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虽然五四运动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但当时由于未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对真正意义上的十月革命还是模糊不清的。中国革命真正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是“一大”之后，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规定中国应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到党的“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表示“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
    五四运动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当然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世界革命潮流影响之下，在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待遇而激起的民族自救的自发爱国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也不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表明资产阶级已经退出，无产阶级尚未替补。五四运动既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又与新文化运动的民生主义启迪相关，这表明新的因素已开始起作用，旧因素的作用尚未完结。所以五四运动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也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的中介，它为旧的向新的民主革命的转化提供了如下条件。
    第一，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得到了锻炼，显示了力量。上海工人阶级的表现尤为突出。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区。上海工人阶级的“六三”运动，引发了全国许多地区的工人阶级投入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又进一步坚定了其他社会力量的斗争意志，成为使运动坚持到胜利的决定力量。在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带动全国工人运动。这样以学潮为发端的五四运动，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大规模罢工斗争，使运动得以深入发展。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并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伟大力量，以与众不同的风采给中国革命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而为建立本阶级的政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原先那种向往西方，为在中国实现“西洋式之共和国”而奋斗的热情渐渐减退，转而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逐渐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正是在这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驱动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她正是呼唤中国革命新阶段到来的中坚力量和不久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
    第三，马克思主义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伟大胜利，吸引了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潮冲击过中国思想界之后，李大钊等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五四运动旗手和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以至象胡汉民、戴季陶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也撰文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并在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很好地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五四运动正处在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准备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一个准备阶段。那种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念，未必符合实际。比较符合实际的是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两个不同性质革命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