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问题，东西方学者往往有一种定见：认为东方文明贵在精神，西方文明偏重物质，二者孰高孰低，谁优谁劣，在20年代前后人们的激烈争论中，虽然没有得出高下之分的结果，但确似乎已将讨论问题聚焦在一点上，即中国是否应该引进西方文明？作为“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者，胡适认为引进西方文明是救治中国的唯一道路。然而，胡适反对把西方和东方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认为每一种文明都包括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本文拟就胡适的这一理论作一下探讨分析。
    一
    在对待文明的态度上，胡适坚决反对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作为判别东西文明类型的标准，反对把东西方文明分别简单地归结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言道：“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凡一种文明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1]从胡适的描述来看，其文明观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首先，他指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文明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统一构成文明概念的全部内涵。他说：“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2]一部摩托车所表示的一种物质的文明，不仅单反映它的物质实体，而且指包括含在其中的人类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的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关于这一点，他在后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明白：“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3]
    其次，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他说：“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4]古人常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建设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文明的基础。胡适深信：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在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要求。
    第三，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一切文明少不了物质的表现。”[5]在胡适看来，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精神文明。他列举了瓦盆和铁制蒸汽炉，小舢板和大汽船，独轮小车和电车，这些都是人类把智慧用于自然界的物质结果，每一样东西都是在物质的基础上熔炼了人类的心思和才智。蒸汽炉的主人决不应当诋毁瓦盆的原始性。同理，独轮小车上的人也更不配夸他的精神文明，而轻视电车人的物质文明。
    “五四运动”时期，以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坚持“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强硬地将西方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并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人文道德精神去诋毁西方文明，“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忽略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6]如梁漱溟曾说：“近代讫今西洋文明最使人惊异者，是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一切科学技术之发达（其成就亦正在此）”[7]，但在精神方面，“不过希伯来那些东西。”针对这些论调，胡适进行了批驳。他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文明不可分割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中西文明的差异不在于种类的不同，而只是文明程度的差别。
    那么，东西文明在程度上究竟有什么差别呢？
    胡适认为，中西文明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物质文明方面，“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胡适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明之进步就基于器具的进步。东西文明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就在于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去改造自然创造物质文明成果。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东方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机械与电气化了。他把东西方物质文明的差距比喻“人力车的文明”与“摩托车的文明”。对此，胡适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脸的同胞努起筋骨，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蒸汽机的大圣人，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8]
    其二，精神文明方面，与传统的东方文明相比，“西洋的精神文明远胜于我们自己”[9]，它更能满足人类的精神要求。胡适认为，西方文明在精神方面经历了科学和民主两个阶段。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10]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理，这是人类崇高的精神需要。东方的圣哲如庄周从没有追求真知的精神，只知道沉沦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之中，因而也从没有得到发现一个科学规律时的幸福与满足。胡适谈到了牛顿、巴斯德和爱迪生等科学家的精神快乐，特别是谈到阿基米德狂喜地从浴盆中浑身赤裸着爬出来，跑到街头向行人大声呼喊“我寻着了，我寻着了。”胡适认为，科学是现代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科学家最重要的精神素质就是怀疑，怀疑是科学的起点，怀疑是追求真理、通向真理之门。他提倡要有怀疑一切的勇气，决不相信任何没有真凭实据的东西，“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和权威的奴隶。”[11]怀疑使人类的精神从对迷信和权威的奴隶般的崇高中解放出来。他认为科学的求索方法才是达到信仰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即在求索过程中逐渐消除怀疑，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信仰。
    西方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是民主信仰的兴起。民主信仰包括18世纪兴起的个人主义的理想以及19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理想。18世纪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触发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1848年欧洲革命以及其后的许多革命，也正是这些理想主义的信念促成了立宪共和国，打倒了专制王朝，导致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人们有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实现了奴隶的解放，实施了普遍的义务教育。胡适认为，19世纪有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真正达到“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要求公道的待遇，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发生，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些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要求给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以切实的民主权利。他说：“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造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够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文明。”[12]胡适认为精神文明的价值内涵应当包括人们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对社会改造的理想追求。
    胡适在褒扬了西方文明的同时，对倡导东方精神文明，贬低西方物质文明用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指出：少数中国人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精神文明，而贬低重物质的西方文明，这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压迫，而东方人自我满足和安慰的一种自卫式的心理反应。胡适认为，东方人吹捧重精神的东方文明不过是一种沉渣泛起，老调重弹，是一种“酸葡萄精神”在作怪，这是不足为奇的，而居然也有少数西方人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感到了沮丧和恐惧，也转而称颂起东方的所谓精神文明，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这使得作为中国“全盘西化”的激进鼓吹者和提倡者胡适担心忧虑起来：“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13]
    二
    胡适在对东西文明的差异比较中，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特色是“知足”、“保守”、“乐天安命”、“不争”、“无知”、“安分守己”等；与此相反，西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进取”、“征服自然”、“利用厚生”、“承认物质享受”，因此，他认为西方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
    既然西方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其精神文明亦优于东方，那么就应该认同西方文明，向“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靠近，中国就应该去掉夜郎自大的心理，全面接受西方文明，因而，“全盘西化”是胡适进行东西文明比较后的逻辑结论。他大声疾呼：“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4]胡适在否定中国以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为自满，而鄙视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的同时，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他把东方文明骂得一文不名，把提倡东方精神文明的学者骂成是“懒圣”、“夸大狂”。他坚信只有实行西方化，才能把中国人从愚昧、贫穷下解放出来，并且他一生不懈地捍卫自己的观点。1929年，他在给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指责“中国文明究竟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1939年，他接连写了三篇论《信心与反省》的文章，全盘否定中国固有的文化，“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15]因此，胡适“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16]“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17]1961年在台北召开的四国科学教育讨论会上，胡适仍高声呼吁：要从理智和感情上采取博大态度，扶植科学的成长，接受西方文明，否则，“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