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志敏，195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有关这一划时代历史事件成因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一些看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是随着近年来学术研究方法的更新、范围的拓展和讨论的深入，国内外学者对此课题的兴趣有增无已，不断有新的论著出现和新的观点提出。本文拟从讨论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产生的平民意识入手，探讨这一普遍意识对于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一
    平民意识也可以称作民众意识或大众意识，是指关注普通人民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的一种价值观念或心理趋向。
    在重视民众这一点上，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中国历史上某些时代知识分子的重民意识是一致的，而且从文化的传承上来说，平民意识与重民意识有一定的联系，它是对重民意识的继承和体认新的时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然而，时代不同，思想依据有所变化，使得这两种意识在程度上，乃至于在本质上都不相同。
    在古代中国，政治上的君主皇权统治被视为天经地义，道德上的纲常伦理学说被认做理所当然，人们无法超越社会现实和既成的价值观念。因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一类的话，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制度而已。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大多受到新式教育的洗礼，不再是科举制度造就的封建王朝的附庸。他们当中很多人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瘼的传统，却又具有远非前辈可比的强烈的自立意识和批判意识。他们关心民众、重视民众，已完全不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提高民众地位，实现社会平等，乃至使民众真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这种意义的平民意识是与接受西方民主观念相联系的。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改良彻底失望转而倾向革命时，他们把西方民主理解为“一国主权平民操之，万般政务舆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属一国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则在平民大多数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则取平民之公意”的“平民政治”的实现[1]。这是五四时代平民意识的先声。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还没有把目光真正投向人民大众。他们以为，推翻皇帝建立民国，便会实现“平民政治”。另一方面，他们或者以为普通民众缺乏知识和觉悟，或者认为民族面临危亡之局，重要的是提高民众的国家观念以便加强民族凝聚力。因而，在当时，“民”与“国”之间的关系，“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民”对“国”的义务的“国民”概念更受关注。这与五四时代“平民”一词广为流行，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下层民众形成鲜明对照。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民国建设的失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教训。按孙中山的说法，这个教训就是没有把民国的根基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吸收了刚刚在瑞士和美国出现的直接民权思想，提出全民政治主张。这一主张的实质内容是，通过实施人民群众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直接民权”，实现全民参政的民主政治。它同通常理解的民主政治没有多少差别，但在这里却表现出注重人民群众的倾向。
    其次，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某种程度地与政治疏离为特征。他们宣传人权、科学，旨在打破纲常名教、专制迷信，乃至旧有国家观念等等一切束缚人们心灵的“偶像”，使人的个性获得充分解放。这就同先前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了强国救亡而强调的国民意识不同。此外，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同样对民国建设的失败刻骨铭心。他们渴望的“国民政治”、“惟民主义”，是摒弃“伟人大老”和政党运动的民主。与此相应，他们倡导文学革命，提出“国民文学”、“通俗文学”、“平民文学”口号；对于关注平民生活的认识抱以同情……这些反映了启蒙学者的平民意识。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中存在着注重少数“优秀国民”和同情多数民众的矛盾。其中的激进人物最终摆脱这一矛盾，尚待社会思潮的发展和民众运动的推动。
    再次，五四时代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此之前，民主对于人们来说，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一种国家形态。而在五四时代人们的观念中，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等诸多因素，或者说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这种民主观念在政治上要求改造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实现民众以某种形式直接参政的“平民政府”、“平民自治”，不仅用以取代军阀、官僚、政客的专制，而且要避免资本家，乃至于避免“知识贵族”的专制；在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的权利等方面则要求实现全面平等。这就使民主一词带有了明显的平民的或大众的色彩[2]。
    值得提出的是，五四时代颇有影响的杜威学说亦从广泛的含义解释民主，并且提出了一套试图适应建设民主社会要求的民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民主的社会应当为一切人提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应以社会生活为内容，从满足受教育者的兴趣出发，以培养发达的个性人格为目标[3]。这些说法得到当时中国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及其他知识分子的赞同。于是，带有否定民初流行的军国民教育思潮意味的平民主义教育或平民教育思潮蓬勃兴起，促进了平民意识的普遍化。
    复次，清末民初以来各种社会思想不断被介绍到国内。尽管人们一时还搞不清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却自然而然地把这些主义和平民联系到一起。朱执信在介绍《共产党宣言》、宋教仁在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时都把“无产阶级”译作“平民”[4]；中国社会党的宗旨有“普及平民教育”、“奖励劳动家、劳动者”的内容[5]；无政府主义者把社会分作劳动阶级和富贵阶级两部分，把强权看成是平民的仇敌，以自己的刊物为“平民之声”，号召将主义传播给“一般平民”，“由平民之自觉，以平民自己之实力”，实行“平民大革命”[6]。这类思想到“五四”前后愈来愈广泛地传播，同时又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等注重平民价值、平民生活的思潮流行，它们既是平民意识高涨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推动知识分子平民意识不断高涨的重要因素。
    最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中国人带来时代潮流巨变的感觉；而波及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五四运动则使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众势力的崛起和民众力量的伟大。对此，有人说：“现在的世界潮流趋于平民的方向”[7]。有篇宣言写道：“世界潮流渐趋于劳动社会，所谓以‘平民全体的能力组织一强固之国家’一语，将由理想而演成事实，时势所趋，虽有大力，莫之能逆。”[8]伴随这类在当时较有普遍性的认识，平民或平民主义思潮大起，“平民”一词充斥报刊，成为极时髦的用语[9]。至此，对平民的关注已经成为多数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趋向。
    应当指出，时人对平民的关注同对劳动者、劳工，以至于无产阶级的关注是一致的。“劳工神圣”这一响亮口号大抵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曾游学法国，同《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关系密切的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前庆祝协约国胜利群众集会上所作的《劳工神圣》的演说，把士农工商都划入“劳工”范围。这里的劳工同他在别处所说的“平民”没有区别。关于“平民”，有人解释说，“官吏大商，以及知识分子中人等……一般心理假设之定义，皆不在内”[10]。这个“平民”又同《劳动者》、《劳动音》所说的与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寄生虫”相对立的“劳工”和“劳动者”[11]，以及陈独秀所说的由“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等组成的“无产劳动阶级”[12]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当时的平民在阶层含义上同“劳工”一样，都是指无产业、无金钱、甚至无知识的下层劳动人民。因此，很多人是把这两个名词混同使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工神圣”口号的流行，促进了平民意识的发展，或者说，它本身即是知识分子平民意识的表现。
    由此可见，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主要是在对民主观念中的人民普遍平等的理解和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注重劳动者、无产者利益的认同的基础上发生的。就前者来说，普遍平等的民主观念既有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反思的成分，又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新的潮流和发展的方向。这种可以称作平民民主的观念已不再是以先前西方民主政治为理想的民主或“平民政治”，它同人们理解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在追求普遍平等方面已没有不同。这样，平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不但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反而被平民意识联系起来。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倾向于这些思潮中的哪一种，都会产生平民意识；而一旦产生了强烈的平民意识，又会从这些思潮的任何一种当中找到可以认同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那里看到的思想庞杂又经常变动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当时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追求民主的同时，又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
    二
    1920年5、6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和俄共远东局委派来华的维经斯基一起筹建共产党小组时，国民党人戴季陶、邵力子和与“研究系”关系较密切的张东荪等都曾受到邀请；而稍后在北京、广东等地中共党组织成立时，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其他较为进步的党派或人物之间在思想上有着某些相投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对社会主义和平民大众予以关注。检视戴季陶、邵力子等主持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可以发现上面刊载了很多介绍社会主义，宣传劳工解放、妇女解放的文章。张东荪本来十分推崇“贤人政治”，就在两年半以前，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题为“贤人政治”的近3万字的长文，纵论贤人政治之长，平民主义、庸众主义之弊[13]。但五四运动后不久，他也开始宣传起平民主义、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科学应当改变偏重于一部分人的方向，实现平民化，这就要求科学家摆脱资本家的束缚，和劳动者站到一起，为劳动者而发明创造，“用以增进劳动者的幸福”，促进平民主义、社会主义[14]。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彭一湖、胡适等人那里看到[15]，更不必说那些宣传平民教育、平民经济、平民文学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有这些说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说，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平民意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意识背景。然而，毕竟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个中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
    其一，认同平民意识的知识分子大体上都承认理想的社会应是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对于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则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要实现平等，就必须推翻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地主等特权阶级，使全社会的人都成为平等之民，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以平民为本位，以劳动为享受权利的必要条件的“平民社会”。另一些人虽然也对军阀、官僚、政客专权和资本家、地主剥削压迫穷人不满，但他们认为平等的实现不能以上层阶级屈就下层阶级作为条件，而应当由上层阶级“提携”下层平民。在他们看来，“三害”可以除掉，资本家、地主的剥削应当减轻，平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程度及参与政治管理的能力应当提高。
    以上两种认识的不同之处在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持前一种看法的人很多倾向于把知识分子也归入特权阶级之列。他们或者呼吁知识分子走入工人、农民、市民中间，与民众打成一片；或者认为知识私有和财产私有一样，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不良“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少数人掌握的知识是靠着剥夺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而攫得的“赃物”，是“财产私有制下所生出来的罪恶”，因此应当把“废止知识私有制”看做是“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第一步”[16]；或者提出应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改变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观念[17]。持后一种看法的人则对普通民众缺乏知识、道德心和自觉心感到极大忧虑。他们或者担心没有知识的人民“莫名其妙”地模仿俄国式革命，组织平民政府，会使中国变成“生番的世界”[18]；或者认为如果不对“鄙弃劳动想吃轻巧饭的”国民劣根性加以彻底改造，就“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就只能是一个“强盗社会”[19]。因此，他们有的强调平民都要受教育，知识分子当然是教育平民的老师；有的重视由知识分子、领袖人物指导群众的文化运动[20]；有的强调“才性”与思想的重要，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反对所谓对主义的“盲从”[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