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与国作为一对政治范畴，各自的内容与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从戊戌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长期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不同政治目标的选择。鉴于清末民初以来“军国民”思想的盛行和北洋政府利用“国家”之名压制民主、涂炭百姓，以及国际上军国主义的国家挑起大战、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事实，陈独秀、李大钊等曾就此问题作过深刻反思，得出国家乃是一种偶像的结论[37]。这个结论既否定了把国家作为最高价值目标的观点，因而带有思想启蒙意义，也批判了军阀、官僚、政客及各派政治势力把国会、政府当做争权夺利工具的行为，而带有政治意义。但对国家实质的这一认识并未导致陈独秀等人对国家的否定。于是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当时国家的政治、法律、外交等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38]。这就使他们陷入了某种矛盾的选择之中。而平民价值的发现和民主观念的转变，则为他们提供了打破原有矛盾的思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应是人民大众成为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主人。自由，应是他们摆脱压迫获得解放的自由；平等，应是“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39]的平等；一切思想、运动、制度，只有体现出民众的价值才具有意义。正是这类认识促使李大钊等人从新的出发点谈政治，得出以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为奋斗目标的结论。它当然也促进了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马克思主义强调，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被压迫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推翻腐朽反动的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它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铲除剥削、压迫，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平等自由。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求解放的理论，从而也就是中国众多的平民劳动者求解放的理论。李大钊论述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时写道：唯物史观是应人类认识史上重视各种科学综合联系的新倾向而发生的。它克服了以往研究历史时仅重狭义的政治，不重社会全体，仅重少数英雄伟人，不重人民大众的弊病。因此，它“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而是对于“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的“社会进化的研究”[40]。这里虽然不是直接谈政治与社会问题，引出的却是政治的结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要紧，我们不可不明白它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41]很明显，这里用的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时代”，而是“世界平民的时代”，这样就在观念中把中国的“平民”和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系了起来。从而，马克思“揭破了资本主义的不公”和“罪恶”的剩余价值学说，便在中国揭露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时具有了同样的意义；世界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后的阶级斗争”便和中国下层民众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联系了起来；而“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至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从某种意义说，李大钊的这一思路正代表了中国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最初思考。
    毫无疑问，对平民的价值的发现，也使共产主义者找到了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
    “社会改造”的观念，就其产生的原因来说，是辛亥革命政治改造未成功的体验和20世纪俄国式社会革命代替18世纪法国式政治革命的认识的综合；就其内容来看，它包括了改造教育，发展实业，调查和解决诸如劳工、妇女生活问题及社会人口问题、普通人识字问题，以及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等多层次取向。如果把新文化运动也看做广义的社会改造（针对政治改造而言的社会文化改造）的话，那么，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的认识就经历了从注重社会文化改造以求改造政治，到寻求社会制度改造（包含政治改造），再到从革命意义的政治改造入手，以求得社会制度改变的过程。这样看来，“社会改造”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便不只是一时的口号，而是反映着他们对国家独立富强、社会安定公正、人民自由幸福目标的追求和实现这一目标途径的选择。
    如所周知，陈独秀等人在从事新文化启蒙运动之时注重的是国民性格、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改造。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恽代英也分别把思想改造和道德改造视为救国的第一要务。毛泽东1917年8月写道：中国土地广大，社会复杂且历史悠久，这给开通民智带来困难。因此，应当先有人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人的思想，此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42]。恽代英在同一年写道：社会扰攘源于阶级界限的存在，而阶级界限存在的根因在于学说谬误和“一般人道德心之太薄弱”，“故解决之根本办法，在发明真理，培植民德”[43]。毛泽东和恽代英的看法同陈独秀的思路十分接近。一方面，他们都把人民视为政治改造的要素，即没有国民的自觉自动、“天下之心”的动、民德的普遍提高，民主共和便只是一块招牌。另一方面，人民又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惰性因素，即民众的愚昧无知、道德水平低下，没有自治和参政能力，恰是专制势力得以横行的原因。新文化的启蒙就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这里，启蒙是为了国民发生“伦理的觉悟”、思想的变换、道德心的改造。启蒙者是知识分子，被启蒙者是国民、民众。社会文化改造的主动力是知识分子，民众则是改造的对象。不仅如此，注重思想、道德、心理，意味着对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强调。这通常导致重视社会教育、指导，从而，即使在社会制度的改造中，知识分子或少数杰出人物仍将被认做主动力量，而民众仍可能被视为惰性因素。
    五四运动的发生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同时，平民意识的高涨亦改变了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的立场。陈独秀在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口号的同时，开始把诉诸对象从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毛泽东从倡学救世的圣贤立场“走”入民间，提出以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44]；恽代英亦发现从前以“悲天悯民态度……自救愤世玩世之失”，不如“求善处于不圆满人群之理”[45]；进而又意识到：“应该可以信平民的能力，应该可以信由社会活动中改造社会的可能”[46]；“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厉害的群众……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军队。”[47]显然，在这些认识里，民众已不再是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和文化改造的对象，而是改造社会的动力了。
    改造社会需要依靠民众的力量；民众力量的发挥需要联合、组织、指导。从某种意义说，中国共产党就是应这种需要产生的。李大钊写道：“改革的事业，亦断非一手一足之力。自然还要靠着民众的势力，那么没有团体的训练，民众势力又从哪里表现呢？……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48]这是早期共产党人将平民的价值与社会改造、建立共产党联系起来考虑的明证。
    注释：
    [1]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1903年，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84页。
    [2]参看拙文《论五四时代民主观念的特点》，《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3]参见杜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1919年6月9日《北京大学日刊》；《平民主义的教育》，潘公展译，《教育潮》第2期，1919年6月；《平民主义与教育》，常道直编译，1922年9月版；以及《平民教育》（1919-1923）上引用的杜威的观点。
    [4]见《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页；《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5]见《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转自《李大钊史实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6页。
    [6]《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316、326页；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7]陈体荣：《“学生生活”问题的讨论》，《南洋》第8期，1919年11月10日。
    [8]《平民生计社宣言》，《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9]参看拙文《论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0]受益：《平民教育与平民生活》，《新中国》第2卷第6号，1920年6月15日。
    [11]《劳动者啊！》，《劳动者》第1号，1920年10月3日；《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12]《告北京劳动界》，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9页。此外，陈望道等也都有此类表述，如陈望道20年代初为一本《文学小辞典》中“普罗来太里亚”（Proletariat）条写的释文是：“（该词）原是古代罗马政治上的用语，指无财产及无资财的自由市民而言。当今依狭义用，是指自己没有生产机关，却靠工钱过活的人，依广义用，是指无财产的劳动阶级的全部”，包括“工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和“知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通常译作无产阶级”。见1921年9月1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3]《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号，1917年11月。
    [14]《科学的平民化与学校的工厂化》，《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8号，1920年4月。
    [15]如彭一湖论证德谟克拉西是“以贫者为政的政治”，必须由“一般民众执行政治”，同时赞成社会主义。见《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8号。胡适提倡通俗文学，写关于下层人的诗歌，为平民学校作歌。
    [16]瞿秋白：《智识是赃物》，《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
    [17]《劳动者底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21页。
    [18]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19]一湖：《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8号。
    [20]见张东荪的《第三种文明》、《指导竞争与运动》等文，《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2号。
    [21]见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实验主义》等文。
    [22]参看拙著《五四民主观念研究》第4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3]《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7、830、816页。
    [24]其时在国人心目中，留学欧美比留学日本地位高；由勤工俭学途径外出留学的人，其身份地位当然更不能与得到官费资助的留学生相比。
    [25]《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2页。
    [26]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27]后者见《论信仰》、《怀疑论》，《恽代英文集》（上），第45、157页。
    [28]《〈国体与青年〉跋》，《李大钊文集》（上），第604页。
    [29]《劳动教育问题》，同上书，第632页。
    [30]《妇女解放与Democracy》，《李大钊文集》（下），第102页。
    [31]《李大钊文集》（上），第592、603页。
    [32]《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第376页。
    [33]《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
    [34]《告北京劳动界》，《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49页。
    [35]参看拙著《五四民主观念研究》第7章。
    [36]参见瞿秋白1923年12月发表的《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选集》第55页；毛泽东1926年初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第430页。前者提出“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的主张；后者提出由“小资产半无产无产”三个阶级联合，建立“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的主张。
    [37]见《偶像破坏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6页。
    [38]陈独秀甚至“始终主张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见《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39]《平民独裁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617页。
    [40]《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第363页。
    [41]同上书，第365页。
    [42]《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页。
    [43]《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44]《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页。
    [45]《恽代英日记》，第543页。
    [46]《怎样创造少年中国》（1920年7-9月），《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47]《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1922年6月），同上书，第332页。
    [48]《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下），第443-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