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那些主张由上层阶级以同情的心理与互助的精神“提携”下层平民的人和对民众的缺点多存疑虑，坚持知识的重要性和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人，对于发动下层人民革命大多表现出怀疑和反感，他们当然不可能从认同平民意识进而成为共产主义者。
    其二，马克思主义对于五四时代的人们来说，不仅意味着一个平等社会的理想，尤其意味着以暴力流血的阶级斗争手段打烂旧世界，建立一个用当时一些人的话来说，叫做“平民独裁”或“劳动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一点亦使许多认同平民意识的知识分子望而却步。如所周知，五四时代“互助论”十分盛行。《互助论》的作者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一样被称为“平民伟人”。但“互助论”认为人与其他生物一样，有着互助的，而非竞争的本性；人类社会因互助而发展，并非因竞争而发展，这一点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学说适成对立。与此同时，宣扬阶级调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也已在国内流行。社会民主主义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主张取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阶级合作，采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互助”、“调和”观念比起“斗争”、“独裁”来，更符合潜意识中仍相当程度地保留着某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22]，而在显意识中又对个性自由、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这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提倡“平民经济”，热衷“合作主义”的人大多不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就已经形成了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期”等内容在内的较为系统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管理的若干理论原则，融进了中国文化的一些价值观念。孙中山本人后来明确表示，他不同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认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民生主义“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在于冲突、斗争，而在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23]；革命不是要建立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由全体国民建立“全民政治”的国家。孙中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重要分歧，决定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同样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
    其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有着一些较为相近的，有利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第一，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作为社会成员，他们与官僚、政客、军阀、名家的身份地位无缘；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之中几乎没什么人有如胡适、蒋梦麟、任鸿隽、陶行知等那样留学欧美，令人羡慕的履历[24]；作为旧制度的叛逆者，他们又与赫赫有名的革命领袖少有牵连。在社会动荡、新旧更迭时期，这种社会地位造就了他们思想情感中两种潜在的倾向：一是破坏现存秩序，而不是保存或修补它的倾向。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文化问题上明确表示要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而不是改造旧文化以适应新时代；在政治问题上尽管他们也曾提出一些建议，但在根本上既不满意现存的政府、国会、军阀、政客，也不寄望于党人、名流的护法或制宪。他们对“国民政治”、“民彝政治”的探讨和宣传，体现的是对不同于现实的一种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所有这些，都是这一思想倾向的明显流露。二是易于接近民众的倾向。当他们一旦认识到下层民众受剥削压迫的不合理状况时，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不只出于良心上道德上的正义感，而且往往也出于摆脱自身受歧视、受冷落的境遇的潜在意识。这使他们比较容易走离知识分子的立场，把自己视为民众利益的拥护者和代言人，甚至于民众的一员。这两种潜在思想倾向成为他们接受民众革命思想的有利条件。他们之中很多人一度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主张，以及对俄国“劳农革命”表现出超于他人的热情，都同上述思想倾向有关。
    第二，早期共产主义者是一个青年群体，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40余岁，多数则不到30岁。这一年龄上的特点不仅意味着他们在救国与改造社会的时代潮流中有着某种急切性格和接受新生事物的热望，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向、道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大多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的思想模式。如所周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并在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产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实践、对比、鉴别、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固定的成形的思想体系的束缚，是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能够尽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便利条件之一。
    第三，早期共产主义者大多有着社会科学型的知识结构。他们或因学业或因爱好，对文学、历史、伦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涉猎较多。这与他们在考虑救国和改造社会的方案时，更多地注重思想、政治、道德更新的作用互为因果。如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提出的“科学”口号，强调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态度。以后，他又强调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的意义[25]。这与同期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把广义的科学解释为知识的类别系统，把天文、物理、生理、心理等狭义科学视为“普遍之所谓科学”的着眼点[26]明显不同；而《新青年》杂志以宣传文学、道德、思想革命求政治革新的主旨与《科学》杂志以普及科学知识，介绍研究方法，灌输科学精神以求“科学救国”的主旨也各异其趣，从而反映了共产主义者同科学救国派在改造中国道路选择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注重思想、政治、道德作用的思维方式又常常与“根本解决”的意向相联系。从某种意义说，新文化运动是要从伦理、文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辛亥革命未能解决的问题，共产主义运动则是要从社会制度的“根本”，解决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在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转而成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都曾明确表示赞成用“根本解决”的办法改造社会，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种思想倾向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划清了他们与“科学救国”论者之间的界限，也划清了他们与“实业救国”论者、“教育救国”论者和致力于一点一滴解决社会各个具体问题的实验主义者之间的界限。
    第四，共产主义者大多有着重视理想与实践统一的心理倾向，李大钊的主义与问题结合论和恽代英的“实践道德”[27]说，是这种倾向的典型表述。他们既不同于贬低理想价值，夸大经验作用的人，也不同于以文化空谈博取名利的人。他们把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并为此去从事启蒙宣传、示威运动、社会讲演、工读实验……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寻找现实的途径，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选择理想的工具，这是他们之中多数人走过的道路。
    以上几个方面或许不能概括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全部特点，当然，也不能不考虑到个别人投身革命的偶然性因素，但这些分析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某种必要的参考。就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时代提供了较大的思想自由的氛围，他们本身又有着追求自由和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向，每个人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或热衷于教育，或投身于实业，或醉心于科学、学术，或从事革命运动……一些人也可能由于某种社会关系或思想原因追随三民主义，服膺实验主义，或者为北洋政府及地方势力献计献策。总而言之，当时具备上述特点的知识分子或革命者尚不是很多。因此，虽然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产生了平民意识，但决心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却只是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
    三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平民意识的高涨与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派别形成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承认，俄国十月革命的确是导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历史上任何引发重大后果的事件都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在中国人接到十月革命信息前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罢工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革命，战后的民主浪潮，以及各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思潮都对人们发生着影响。推翻强权压迫，实现真正平等，人民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新时代的社会潮流。十月革命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潮流的认识，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对这一世界潮流的理解中凸现出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时人的心目中，俄国革命所代表的“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趋向，就是下层民众受关注、求解放，社会要消灭阶级压迫，实现真正平等的趋向。这种判断还可以由人们对十月革命的性质的理解中得到证明。从理论上说，十月革命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革命，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并非从严格的“无产阶级”的意义理解它。恰如我们在大量材料中见到的那样，人们更多的是在“民众”、“平民”、“庶民”、“劳农”的意义上来理解十月革命。这正和他们当中许多人不是从严格的产业无产阶级，而是从下层民众即“平民”的意义来理解“无产阶级”一样。这一现象反映了平民意识与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向十月革命，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抛弃民主主义，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是以往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看法，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民主，作为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从西方引入的观念，它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即有着理论上和形式上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加上人们在理解、选择上的主观因素，使它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也成为不确定的和发展的概念。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后，人们多从政体形式上理解民主，因而革命者追求的共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某种国家形式的模仿。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宣传的“人权”固然可以说是前此“民权”、“共和”认识的深化，但这种文化意义的深入，尚未改变对民主政治意义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宣传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只是为实现真正共和民主创造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发生了由政治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转化，经济平等、社会地位平等成为民主的新内容。这种意义的民主同平民意识的高涨相伴随，为向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解民主的新角度。李大钊较早提出这样的看法：“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的一个进程”[28]；“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29]“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30]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同时把民主和布尔什维主义两者都认作时代的“旗帜”[31]，并认为民主与社会主义具有同样的精神，即二者“均由平民而起”[32]。由此可知，“平民”的精神，亦即主张平民大众翻身解放是李大钊在对新的民主和布尔什维主义及社会主义的观察思考中抓住的被他认为极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在李大钊之后，陈独秀和谭平山也相继对民主有了新的看法。谭平山认为：“现代的民治主义，是拿人间生活去做基础和做出发点的”，因此它具有“反对资本的托拉斯……要求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解放”和摆脱“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一切人间生活”的压迫掠夺的“特质”[33]。陈独秀更明确指出：“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34]这类对民主的理解已经完全同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思路相脱离，接近或者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观念，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选择联系起来了。它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应当承认，除李大钊以外的其他早期共产党人在接受了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截然对立的国家观念之后，确实抛弃了民主主义。这同陈独秀等倾向于从选择工具的角度看待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关[35]。但须看到，这时他们抛弃的是作为一种概念即特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主义，它和上述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理解的民主已不相同。后者包含的社会平等、民众解放的内容仍旧而且一直是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在后来中共明确了共产党人首先应当进行民主革命，并为之努力奋斗的过程中，瞿秋白、毛泽东等先后提出了平民或大众民主的见解[36]。这同他们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感受到的平民倾向的民主观念的影响不无关系。
    李大钊等人对民主一词所作的新的解释，充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关注民众的地位和价值这一事实，而对平民的关注则进一步深化了形成中的共产主义者对民与国关系的认识，从而为他们展示了新的行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