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美龄决意赴陕，当时的风险确实很大。蒋介石日前曾反复叮嘱宋子文：“余妻切勿来陕”。张学良也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何应钦则恐吓宋美龄说西安已是“充满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14]对于这一切阻挠，宋美龄全然不顾。正如宋美龄自己所言：当时她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其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15]
    12月22日，宋美龄偕宋子文、端纳同机赴陕，来到西安。宋一到西安，立即开始了和平营救蒋介石的一系列行动。
    宋的第一步行动是急切会见蒋介石。宋一到西安的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向张学良提出要与蒋直接会面。经张同意，宋即入室见蒋。蒋介石一见宋美龄到来，立刻大惊失色。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则作了这样的记载：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宋得知蒋当时只想以死威胁张、杨，不肯与之进行谈判，她理智地劝蒋：“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告诉蒋，“倘处理得宜，事变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16]
    宋的第二步行动是立即召见张学良。她在同蒋直接会面后，立即召见张学良，要张尽快解决事变。鉴于宋与张的私交，宋虽然没有对张的这次行动大加斥责，但她还是忍不住对张说了几句，认为张的此次举动“大错已成”，并向张提出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解决事变。张向宋表明心迹，他做的这次行动“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自信动机确实纯洁”。[17]同时张向宋吐露了他现在的苦衷是蒋拒不与之进行谈判，“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张请宋从中做做工作。宋深信张之所言发自内心，但为了维护蒋的尊严，还是对张的这次行动提出了责难，说张“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宋要求张尽快放蒋，张明确表示他个人亟愿立即恢复蒋之自由，但“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最后，宋甚为焦急地催促张：“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悟者，可遣之来见。”[18]
    宋的第三步行动是破例会见周恩来。第二天，张、杨和二宋在蒋之居所商议谈判事宜，蒋提出两个原则：一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自己不出面；二是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实施。但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张、杨从大局考虑表示同意。接下来商议参加谈判人选。张学良提出西安方面除了他和杨虎城以外，还有周恩来。蒋介石断然表示拒绝，而救蒋心切的宋美龄却欣然表示同意，破例愿与周恩来见面。她说：“凡委员长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19]
    有关宋美龄与周恩来见面会谈的情况和内容，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隐而不露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时张学良正竭力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说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自武力，……国难如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下，诚意协作之任务。[20]
    正如日本NHK记者在专访张学良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故意隐去了周恩来的名字，这正好说明当时解决这一事件的重要钥匙掌握在周恩来的手里。”[21]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周恩来跟宋美龄见面握手寒喧时，周恩来曾意味深长地对宋说：“历史必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夫人的义举，功在国家！”宋也高兴地说：“你们的行为也功在国家。”[22]
    宋的第四步行动是代蒋正式开谈判。由于蒋的死硬态度不肯进行谈判，因此事变10天来一直陷于僵局。宋的到来为解决事变取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终于打开了尘封10天的谈判之门。
    12月23日，宋美龄先请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及中共代表开始正式谈判。谈判伊始，周恩来首先代表张、杨和中共“三位一体”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到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周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宋子文表示同情和承认这六条，但他表示要转告蒋介石后再说。下午谈判，宋子文就这六条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
    24日上午，宋美龄直接参加了继续谈判。谈判的结果是：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之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之事。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4.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6.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7.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8.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10.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同意，杨、周表示可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24日当晚，由宋美龄搭桥，经蒋介石首肯，张学良陪同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周表示，只要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问蒋事到如今为什么不愿放弃内战政策？宋美龄连忙从旁打圆场：“委员长已经明确表示以后不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23]周恩来向蒋提出，中共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而且只要蒋联共抗日，就主张放他。周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不抗日无以报效国家，非团结无以挽救危亡，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最后蒋介石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和他谈判。并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至此，和平解决大局乃定。
    宋的第五步行动是游说各方早日释蒋。谈判一俟结束，宋美龄努力的中心就放到了早日释蒋回南京这一事情上。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因此在先撤军后放蒋还是先放蒋后撤军问题上双方还有争议，西安许多将领坚持不能轻意放蒋。宋美龄唯恐争取到的有利形势会起变化，一方面和宋子文穿梭往来于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中间，做各方面的说服争取工作；另一方面宋让蒋派蒋鼎文持蒋手令，命令中央军及对方部队自潼关各自后撤一公里，作出一定的让步姿态。此外，宋也深知，解铃还须系铃人，放蒋的主动权主要还在张学良手中。于是，她便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她巧妙地利用了张的极强的英雄主义色彩，软硬兼施，恩威并行，终于使张独自作出放蒋决定。张学良本来就没有长期扣蒋的打算，他只希望蒋能领导抗日。既然蒋已作出“承诺”，那就不如早点放蒋更为有利。同时张学良也与宋美龄一样，担心夜长梦多，生怕在放蒋这着棋上弄不好会出乱子，将来无法收拾。因此，就在25日下午3时许，张既没有同杨虎城商量，也没跟周恩来通气，独自完成了放蒋的全部准备工作，然后一个电话拉着杨虎城同到机场送蒋，并决定亲自陪蒋回南京。
    四
    宋美龄在西安曾信誓旦旦对张学良作出承诺，绝对保证张到南京后平安无事，而且保证张不久即可重返西安。宋美龄曾向张学良的老朋友阎宝航发过誓：“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24]
    张学良忠忠耿耿陪蒋回到南京，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不料，蒋介石却食言而肥，于12月30日竟悍然下令以”胁迫长官罪“将张学良逮捕，并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进行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显然这项判决违背了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西安许下的诺言，故宋子文请求蒋介石指令军事法庭改判，解除对张的监禁。1937年1月，蒋介石不得不又下令将张学良”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蒙冤受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张治中先生在《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一文中曾经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1947年10月，他第三次看望被囚的张学良，张托他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两点要求，希望能够恢复自由和减少副官干扰，自己料理生活。张治中回到南京，向蒋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蒋听了很不高兴，对张的请求不置一辞，即用旁的话岔开。张治中只好去找宋美龄，把张学良的话又向她说了一遍。宋当时第一句就叹息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一句话深深印在张治中先生的脑海中。从她这一句话里，可以推想其中包含着多少问题啊！[25]据说，“宋美龄经常向张学良说对不起。”[26]
    正如美籍学者傅虹霖在《张学良的幽居岁月》中所写的那样：昔日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蒋夫人宋美龄，“对少帅张学良的遭遇感叹不已，常常私下表示：‘我们对不起张学良。’”一句“对不起”，道出了这一千古冤案的真情，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象，多少不便明言的曲衷也尽在此言中了。[27]
    总之，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一系列言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无疑起到了相当积极的历史作用。宋美龄由此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这是宋美龄梦寐以求的目标，而正是通过西安事变，终于使她如愿以偿。
    注释：
    [1]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2]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4]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5]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6]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7]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8]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
    [9]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
    [10]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1]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12]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14]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15]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16]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17]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18]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19]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20]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自《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7页。
    [21]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22]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页。
    [23]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24]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引自《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页。
    [25]张治中：《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引自《张学良与台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26]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27]傅虹霖：《张学良的幽居岁月》，引自《张学良与台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