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日子。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历经一百多年的抗争，历经一百多年的期盼，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回顾过去的一百多年，广大香港同胞虽然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但其爱国热情丝毫不减，一直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情是中国的情，心是中国的心，矢志不渝地支持中国的内地革命，尤其是香港广大产业工人曾数次直接投身斗争，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香港--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
    孙中山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早年在香港的经历对其革命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在他哥哥的资助下，孙中山于1884年至1886年在香港读完中学。同年，孙中山进入大学学医，先入美国教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堂后入香港的西医学院。他在西医学院读书期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条件结交朋友，经常同被称为“四大寇”的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谈论反清复汉，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但这时孙中山的思想没有超出改良的范畴。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希望朝廷进行改革，但上书如石沉大海。从此孙中山决然放弃和平改革的幻想，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联合赞成其主张的侨胞20余人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次年1月，他回到香港，并以此为根据地，联络革命同志，为推翻清朝政府作准备。同年2月，孙中山召集旧友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了兴中会总部机关。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便以香港为基地，集中全部精力准备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经过半年的准备，联络省城附近会党和驻军数千人，定于1895年10月26日起义。计划由香港会党三千人抵省城后首先发难，各路同时响应，一举攻下广州。10月25日，事机泄露，海关捕获手枪六百余支，七十余人被捕，陆皓东牺牲。孙中山逃亡国外，第一次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发动就失败了。起义虽失败，但它显示了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火花。
    孙中山逃亡国外后，到过日本和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发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1899年孙中山派人回广东、长江流域，联系当地会党三合会、哥老会的首领，11月间，邀请他们到香港集会。会上决定兴中会、三合会和哥老会结成一个团体，取名“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并决定以香港为基地，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1900年7月16日，孙中山到香港，由于香港方面不准孙中山登岸，便在船上召集干部会议，决定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发难。10月6日夜，惠州起义爆发，而且起义军曾发展到两万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弹尽援绝，起义失败，少数精锐之兵退往香港。
    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没有气馁，坚持革命斗争，继续摸索救国的道路，不断发动武装起义，从1895年到1911年的16年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共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其中有6次是以香港为基地筹备的。
    在历次武装起义中，香港既是策划和指挥中心，又是筹集和分配经费和军火的中心，海外和国内革命同志的联络和招募中心，也是每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逃避清廷报复的避难所，可以说，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与香港同胞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二、香港产业工人的伟大壮举
    1921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很快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而其中香港海员罢工，则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
    香港的中国海员，由于航行于欧美各国，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又直接遭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极为痛苦，因而，他们见识广、觉悟高，早在1921年3月就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同外国资本家作过多次斗争。1922年1月，香港海员六千多人为了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后来，参加罢工的海员工人扩大到二万三千多人。英国资本家通过香港政府多次威胁工人回船复工，均遭拒绝，于2月1日封闭了海员工会，拆走工会招牌。于是，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3月1日，全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人数达十万多人，使香港顿成“死港”。英帝国主义者极为恐慌，采用军事恫吓，指使买办“调停”、去外地招募工人等手段进行阻止和破坏，但在工人的坚决斗争下，均告失败。香港海员为了争取罢工斗争的胜利，决定封锁香港，断绝其粮食和日用品，罢工工人离港回广州。香港政府为阻止工人回省，停开广九铁路火车。工人便步行回省。3月4日，当步行回省的工人队伍行至九龙附近的沙田时，该地英国军警竟向工人开枪射击，死六人，伤数百人，历史上称为“沙田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并没有吓倒工人，反而使罢工斗争更加激烈，他们通电全国求援，誓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香港海员工人在全国工人阶级的声援下，经过长达八个星期的英勇斗争，终于迫使香港政府于3月6日取消了封闭工会的反动命令，释放被捕工人，答应增加工资15-30%，3月8日，在10万工人的欢呼声中，海员工会的牌子又重新挂起来了。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罢工由于它的反帝性质，得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支持。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罢工斗争，是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全国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各界群众在6月3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为了沉重打击英帝国主义，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于6月中旬发动广州和香港两地的工人同时举行爱国大罢工。6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在广州成立。与此同时，广东方面派人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
    香港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反帝爱国传统，取得过1922年海员大罢工的胜利。“五卅惨案”的发生，又一次激发了其反帝爱国热情。6月上旬，香港各工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举行总罢工，并成立了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经过周密准备，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会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如搬运、煤炭、机器和船坞工人相继罢工。6月21日，“全港工团联合会”发表了罢工宣言，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同时，向港英当局提出了六项要求，争取华人的政治权利、法律平等、劳工法保障和生活的改善等。15天内，参加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其中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人在广州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周恩来等率领黄埔军校师生和校军二千人参加。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造成52人死亡、170余人重伤的“沙基惨案”。消息传到香港，罢工规模更加扩大，许多持观望态度的工人也都陆续参加罢工，先后约有25万香港工人参加了罢工。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刻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下设武器、纠察、审判等办事机构，处理罢工工人的一切事宜，对香港和沙面租界实行封锁，致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肉食蔬菜供应短缺，商店货源枯竭，街道粪便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繁华的香港变成“臭港”和“死港”，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直到北伐军占领武汉，才于1926年10月胜利结束，坚持长达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少见的。省港大罢工谱写了香港乃至世界工运史上的辉煌一页，充分体现了香港同胞血浓于水的爱国之情，是香港史上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三、香港民众热心支援祖国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新阶段。在长达8年的艰难的抗日战争中，香港广大民众与全中国人民一道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积极捐款，援助抗战
    香港民众为了支援祖国抗战，开展各种募集捐款活动。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于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募集2万余港元，其间全港学生两次进行节食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1938年8月，香港各界举行义卖活动，义卖物品的标签上“抗战到底”、“共挽危亡”、“救国多是劳工辈”等字样，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决定捐献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在36天中，他们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4000余港元购买了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办事处。1941年5月，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黄炎培来到香港劝募公债，香港各界热烈响应。据不完全统计，仅在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之内，香港各界认购募债共达410余万港元。募债活动中，香港民众所表现的爱国热忱，感人至深。一位八旬老翁不辞劳苦，一天劝募公债3万元。个人认购公债在1-20万元的有100多人，而劳苦的洁净局工人、僻远的新界农村村民也都争相认购公债，支援抗战。
    2、组织回乡服务团，投身于抗日战争第一线
    日本侵略军进犯华南后，战火迫近香港，许多香港同胞要求到前线、敌后投身于抗战第一线，其中以青年为多。香港惠阳青年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团体，组织回乡工作团，回到内地海陆丰、惠州、淡水一带，宣传抗日，团结广大农村青年，组织抗日武装，以后又与从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回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华侨青年一起，组成“东江华侨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在各地参加抗日战争。香港还设立“东江华侨服务团办事处”，动员组织香港青年，为前方抗日募集款项物资、医药器械等。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香港学生赈济会先后组织4个回乡服务团共2000余人奔赴广东。他们在广东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展赈济活动，他们把港澳、东南亚等地捐赠的救济物资送交战区，救助难民和贫苦民众。1938年10月下旬，中共东南特委通过香港党组织，在港、澳地区组织大批青年回惠阳参加抗日工作。20天内，有7个救亡工作队从香港前往惠阳，共200余人，到年底又增至500余人。其中，香港组织了15个工作队，这些人成为日后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基本队伍。
    3、营救滞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
    日本进攻香港前一年，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艺术家、名记者、名教授等，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先后流亡到香港，并在香港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使香港成为进步人士聚集的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一个战斗据点。由于他们都是知名人士，且一向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日本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们抓起来统统杀掉。为了保护我国政治和文化界的这批精英，中共中央在日军占领香港后不久，就指示中共南方工委要动员一切力量，立即把他们从香港全部抢救出来。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在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领导下，依靠香港民众的支持和帮助，分两步进行营救，第一步是组织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由港岛偷渡到九龙；第二步是组织民主人士和文化人返回内地。并在九龙半岛开辟了水、陆两条撤退路线。茅盾、邹韬奋、沈志远、张铁生、杨潮、戈宝权、胡风、宋之的、胡绳、于伶、章泯、姜君辰、廖沫沙、袁水拍、许幸之、黎澍、凤子、郁风、特伟等，是经白石龙路线返回内地的。从西贡附近的港湾乘船，由游击队护航，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有张友渔、韩幽桐夫妇等。范长江、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王莹、廖梦醒等几十人是直接走水路撤离香港的。由于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的奋力抢救，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于1942年1、2月间先后脱离险境。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积极从事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日趋频繁，以呼应内地战场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主要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着重在香港建立宣传阵地，后一阶段着重配合迎接全国解放。
    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对外宣传，打破国民党和西方新闻在香港一统天下的局面，先后在香港创办了《正报》、复刊《华商报》，并迁移上海《群众》周刊至香港出版，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对外宣传的阵地。
    《正报》作为抗战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出版的第一家报纸，首先是刊载新华社电讯和《解放日报》社论，其次是在国内新闻版重点报道国内和华南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信息。其发行区域除香港、广州及内地外，还包括东南亚地区。1946年6月《正报》广州营业处遭到查封后，《正报》以秘密方式发送华南，或者以国民党的报纸作封面分散邮递，或者通过轮船、火车上的进步读者秘密传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华南地区的新闻封锁。
    《华商报》于1941年4月创办，香港沦陷时被迫停刊，1946年1月复刊。复刊后的《华商报》将新闻报道的重点放在内地。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推进，《华商报》的读者日益增多。渴望知道大陆战局的港澳同胞，以及东南亚、欧美各国的华侨也都是《华商报》的读者。
    《群众》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唯一中文刊物，于1947年1月由上海迁至香港出版，公开登载新华社评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在新闻报道方面及时反映解放战争的进程，进行战场形势分析，与《正报》的简短消息互为补充，向海外人士和国统区民众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香港开拓贸易渠道，把香港作为紧缺物资的重要来源地。周恩来指示派出有关人员前往大连，运出解放区出产的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和部分黄金，从香港运回急需的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二是护送香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先后分四批将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蔡廷锴、郭沫若、许广平母子、宦乡等近三百名民主人士由香港送往东北和华南解放区，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