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坚持工农业生产“必须有利润”的原则。利润曾一度被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而被列为禁忌。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期间就坚持利润原则。当在东北办合作社时，有人认为合作社是为群众的生产和消费服务的事业，不应该赢利。张闻天认为，合作社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与赢利分红，不是对立的东西，而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合作社方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14〕这是张闻天最早提出的经济工作中的利润原则。他认为，不论是工业或农业都必须有利润，没有利润，不仅扩大再生产不可能，就是非生产机关也无法维持。因为社会主义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为扩大再生产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这些物质财富除成本外，还为社会提供了剩余产品，成本总是越低越好，成本降低，企业职工为社会提供的剩余劳动就会相应增多，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因而利润是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标志。张闻天一直强调工农业生产都要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技术革新和改善经营管理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对那些不讲利润的错误作法提出批评。如对1958年“大跃进”时期不讲利润的现象，张闻天讲：“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15〕这些都造成“利润下降，甚至赔本”，“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16〕他对这些不讲究利润的浪费痛心疾首。
    此外，张闻天还提出了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讲平衡等遵循经济规律方面的主张。
    （三）要用经济的办法领导经济。我党由于受长期战争环境的影响，习惯于用直接革命的手段、群众运动的方式、行政干预的办法来领导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而不太习惯或不善于用经济的手段来领导经济。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反对用单纯的行政手段处理经济问题。他曾就对待工商业资本家问题，说过：单纯依靠武力与行政的手段，来达到经济上的一切要求，是极端有害的。到东北工作时，他提出，做经济工作，在工作方法上应该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移到以经济手段为主。譬如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他认为，组织合作社是经济活动，在工作方法上应该以经济手段为主。他提出了组织合作社的经济手段：首先在改造小农上，他认为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同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制度，不能用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来达到目的，只能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即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解决。其次，在合作社内部管理上要采用经济手段，即实行经济核算制，讲究降低成本，增加赢利，反对平均主义等。第三，国家对合作社的领导，也主要采取经济手段，特别是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帮助。建国后，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张闻天亲眼看到搞土高炉叫那么多人上山、大搞群众运动的盲目性，提出了疑问，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待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大搞群众运动，轰的办法如何？实践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应强调。他是认识的基础，真理的标准。”〔17〕很明显，张闻天不同意用搞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作法是错误的。
    张闻天能够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一直坚持提出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是很可贵的。
    （四）主张开放市场，加强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张闻天在批评和否定1958年那种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以及大搞群众运动和平均主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遵循客观规律的新路子，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主张开放市场，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带突破性的大胆的发展经济的建议。
    当时我国传统的经济理论是“无流通论”，主张用管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供给制、地区之间的划地为牢、互相封锁就是这种管理办法的体现。还有规定很死的征购、派购任务，禁止一类物资及完成派购任务前的二类物资公开出售，特别是“国家完全禁止一类物资的出售，目前使重点产粮区的粮农损失比较大。粮农按国家收购价格出售农产品，不但不能保证其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也难于维持”，“这各方面说来都是不利的”〔18〕。因为，交换和分配是两种经济过程不同的职能，不能用分配代替交换。没有交换和流通，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不发展交换和流通，就不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如果用分配代替流通，就必然造成产供销严重脱节，整个社会再生产无法顺畅进行。正是基于这点，张闻天提出了开放市场的建议。
    张闻天认为，要开放市场，首先要允许各种经济成分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因而，市场“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19〕这样才能使市场交易活跃。其次，在地域方面，应打破地区的限制，市场可以“超出本地区范围”，“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20〕。第三，要压缩一二类物资的征派数量和品种，“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21〕还有，“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哪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22〕
    如果按照以上这些办法办理，张闻天预测我国市场和物价的发展趋势将是：第一、市场“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23〕。过渡的快慢，在于我们是否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是否能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第二，随着集市贸易的活跃，“配给制度也就成为不必要了”〔24〕。第三，“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质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农工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25〕“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生产和增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商品周转和调剂有无”〔26〕。张闻天这个打破征购物资的限制、打破地区限制、开放全国性市场的建议，在今天看来虽然还没有完全突破计划经济的框子，但那时提出这一建议，对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很有意义的。可惜的是，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五）物质利益原则。在探索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张闻天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原则。他说“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27〕争取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28〕。
    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在我国表现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种形式，他主张这三种利益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上，物质利益原则曾一度被否定，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就从理论上否定劳动者个人利益，不适当地夸大精神作用。十年内乱中，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通通被扣上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批判。正如张闻天批评的：“现在有人却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大帽子！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为什么要把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呢？”〔29〕
    张闻天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首先从社会主义制度最主要的任务来分析实现无产阶级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30〕“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31〕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生产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是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其次，他又从中国的实际来分析实行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当时，中国的经济由三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小商品经济。虽然国营经济居于主要地位，但集体所有制还有生命力，且参加的人数众多；还有小商品经济。从我国这种经济结构的现实出发，“最能调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2〕，既适合社会生产力水平，也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的分配原则，必须和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挂钩，所以，张闻天讲：“必须坚决贯彻执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和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33〕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不能搬开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而且要依靠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这正如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的：“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34〕关于物质利益原则的正确性，已经由十年内乱造成的灾难和今天经济快速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得到了证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闻天倾其一生的心血，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研究及其形成的思想是十分丰富、深刻的。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张闻天坚持调查研究的结果，更是他呕心呖血，长期进行理论探讨的成果。他的经济思想，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2〕〔3〕〔4〕〔5〕〔6〕〔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3年第1期，第1、2、6-7、8、9、9、12页，封2。
    〔9 〕〔11 〕刘英：《他心中装着的只有人民》， 《人民日报》1995年7月14日。
    〔10〕〔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张闻天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7、494、494、437、486、553、555-556、 557、558、558-559、 559、561、563、558、559、579、581、581、590、581、609、610页。
    〔34〕《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