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南昌起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广大学者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南昌起义进行研究，展开讨论，现将其中存在争议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关于共产国际在起义中的作用问题
    对于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史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主要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的指导与援助是积极慎重的，功绩是主要的，应当持肯定态度。”[①]理由是：1.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和“七月决定”指明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与重要途径，为南昌起义作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2.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南昌起义的直接指导和积极援助，是南昌起义的重要条件；3.共产国际代表积极倡导返回广东再图发展的主张，是南昌起义军采取南下广东战略的重要因素。因此证明，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是应当肯定的。
    另一派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消极作用是主要的。”[②]理由是：1.南昌起义是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但起义时所举的仍是国民党的旗帜，这与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分不开。“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发生逆转，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仍然不变。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民族联合革命阶段”，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宣告结束。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阶段”。时至1927年8月，斯大林仍然认为中国还处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会到来，但“现在还没有到来”。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共产国际仍要求中共继续打着国民党的旗帜，是一个重大失误，也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反映；2.南昌起义后，共产国际指示起义队伍南下广东也是一个重大失策。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曾明确指出：“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所以说，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到底怎样看待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说：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指示中共中央克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努力掌握革命武装，如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并派出代表直接指导和援助南昌起义。尽管其指示有脱离中国具体革命形势的地方（如使用国民党旗帜问题），但总体上说来，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二、关于南昌起义中打出国民党旗帜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热点，也是南昌起义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旗帜是“我党坚持统一战线的反映，表明了共产党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旗帜的坚定决心，是我党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努力。”[③]即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旗帜是正确的。理由是：1.共产党人继续举起国民党的旗帜，是受到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为挽救统一战线而作出的努力。众所周知，“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生，从而形成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以，从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感出发，共产党人要捍卫的“正统”，就是要捍卫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就是要维护国民党的性质--四个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2.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中打出国民党旗帜，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人民群众。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因而“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的玩物。”
    第二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我党打出国民党旗帜是一大失误，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反而使人民群众在认识上引起误会”。[④]理由是：1.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旗帜已遭到其右翼的任意践踏，成为反动派残杀革命人民的工具。汪精卫叛变后，中国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都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政府，上海（西山会议派）、南京、武汉都称自己是“正统”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的右翼领袖们，喊着“继续国民革命”的口号，残酷镇压工农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各界革命人士。国民党已不再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旗帜”，“国民党已经死了，并且臭闻天下”。2.起义使用国民党旗帜，容易使人民群众产生认识上的错误，树立不起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刘伯承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就指出：“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真是一件恨事。在当时，以为拿出来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其实反减少了我们党在工农群众的信仰。”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旗号这个做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要对其作具体的历史分析。”[⑤]理由是：1.这一做法适应了过渡性的历史特点。尽管八月前后的形势背景没有多大区别，这一做法最终也失去了变为现实的可能。但是这面旗帜的使用毕竟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一个新事物演变过程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既带有旧阶段的痕迹，又产生新思想的萌芽。2.从战略和全局上看，这面旗帜的确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但从策略和局部上来考虑，却能起到暂时的缓冲作用，争取某些有利条件，化被动为主动。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正是以东征讨蒋的名义，脱离武汉地区，开往南昌的。由于打出国民党正统的旗帜，争取了第二方面军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关于对起义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评价问题
    对南昌起义中成立的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的评价，也是南昌起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的革命领导机关”，“这个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战线性质临时政权。”[⑥]理由是：1.革命委员会内设主席团，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为革命委员会最高机关。在这七名成员中，虽然当时只有谭平山和恽代英是共产党员，“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三氏，皆不在南昌，且又绝未得其本人之同意”，而贺龙是“完全听共产党的”进步人士，郭沫若也是党的忠心朋友。因此，革命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是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的实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2.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看，革委“实际上是一个以共产党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这个政权与国民党的南京与武汉政权不同，“南京所代表的是城市资产阶级，而武汉所代表的是乡村资产阶级”，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却代表民众的利益，为全国革命的民众所拥护。3.中国共产党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借用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使之区别于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对于稳定南昌的局势，争取国民党左派力量有着很大的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南昌起义中所产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不能作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要作具体分析。一方面，南昌起义时产生的“革命委员会”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坚持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反映。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性质、组成情况看，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具有继承性和进步性的特点。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又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不彻底性。委员会内设主席团，其七大成员只有谭平山、恽代英是中共党员，绝大多数是国民党人，况且连早已宣布反共的张发奎也位列其中，没有充分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政权性质。
    所以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既反映了我党对统一战线上的坚持，同时也反映了我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软弱性和斗争的不彻底性。”[⑦]
    四、关于南昌起义的成败问题
    对于南昌起义的结局问题，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南昌起义是失败的，“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等原因，最后遭受失败”。[⑧]
    近年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提出了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南昌起义并没有失败”，失败只是起义军主力，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昌起义并没有失败，它探索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了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是成功的。“[⑨]理由是：1.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土地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首先，南昌起义把开展土地革命作为起义的目的，并从认识上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联系起来。其次，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提出以土地革命为目的的同时，多次讨论确定了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并在起义胜利后发布的一系列文件、纲领和宣传口号中作出了具体规定。2.南昌起义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也进行了最早的探索。南昌起义前夕，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广东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南昌志义胜利后，面对强大的敌人，南昌站不住脚，起义军领导人继续提出了到广东或东江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党中央和南昌起义领导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3.南昌起义对创建人民军队作了最早的探索。南昌起义初步提出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提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纪律的重要内容。综上所述，”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⑩]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