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对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评价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党史界讨论比较热烈，也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起义军南下广东，企图夺取广州，重行北伐，是一大失误，它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11）理由是：1.退出南昌，南下广东，从大城市到大城市的斗争策略本身就是错误的。从当时的局势分析，敌我双方敌强我弱，要想赢得胜利，必须把武装起义和发动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壮大革命力量，坚持革命斗争。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就明确指出：“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2.起义军南下广东，千里迢迢，路途遥远，给敌人造成很多围追堵截的机会，造成部队边走边战的被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江地区虽然农运基础较好，地势平坦，靠近海口，可得国际援助。但实际上敌人是不会允许你长驱直入的，他们必然纠集军队疯狂围剿。事实正如此。当起义部队南下的消息传到广东，广东军阀李济深立即成立讨共军第八路总指挥部，任命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率军入赣。当我军还未抵瑞金，在壬田就与敌遭遇。接着又在会昌受阻，部队被迫改道向东入闽西山区，但仍然没有跳出敌人围剿的圈子，最后在广东潮汕、汤坑一带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起义军主力部队全军覆没。
    另一派意见认为起义军南下广东的目的并不是要夺取广州，重行北伐，而是为了到广东东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因而指出“起义军南下广东的策略是正确的”。（12）理由是：1.刘伯承当年曾明确指出，南进的目标是“迅速的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九月致信中共中央时也说：“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李立三在报告中也说：“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以为是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暴动取得联络”。由此证明，起义军南下广东是为了建立东江根据地。2.起义军在南下途中，从事了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①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鼓舞了人民斗志；②深入探讨了土地革命的政策纲领，并且付诸于实践；③在军队和地方发展了党的组织，武装农民建立工农政权。3.起义军南下广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设想虽因主力的失利而没有实现，但是，许多同志从南下路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认识到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必须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从而转入农村，运用这些由无数战友的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为创造和保卫当地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关于南昌起义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南昌起义的建议是由谁提出的
    对于这个问题，党史界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是由李立三、邓中夏等在第一次九江会议上提出的。（13）其基本情况是：7月16日中共中央主张“依靠张发奎回粤沿途发展”，并指示广东省委做好迎接第二方面军回粤的准备。7月18日中央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成立前敌军委。7月19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到达九江，于20日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张发奎态度日益右倾，依靠其回粤之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在叶、贺部队中的共产党人甚至会被敌人消灭。因此，鉴于汪精卫、张发奎的“清共”和叶、贺部队的处境，建议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李立三在报告中亦提到：“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另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是由中共中央提出的。（14）理由是：7月16、17日之间，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进行了酝酿，明确提出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蔡和森17日后也提出“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的建议。7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方才于19日派李立三、邓中夏等到达九江。19日到21日朱德返回南昌，加强准备工作。也正是这个时间，聂荣臻等三人出发到第二方面军去传达中央决定。20日至22日，李立三、邓中夏等举行第一次九江会议，重提了南昌起义的新建议。所以说，在李立三、邓中夏等举行第一次九江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南昌起义的建议。
    （二）关于南昌起义部队的人数问题
    南昌起义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战斗？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是30000余人。近几年来，有研究经过考证，相继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22000人，（15）其主要根据是刘伯承的《南昌暴动始末记》与叶挺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两个报告。刘伯承的报告列表指明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5500人；第四军二十五师，5000人；第十一军十师，5000人；第二十军，7500人；合计约22000人。另一种说法是20800人，（16）其主要根据也是《刘伯承报告》，但是指出刘伯承报告中所列出的部队中只有20500人参加了起义战斗，另外还得加上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成员300人，故应为20800人。
    应该说，20800人之说是有说服力的，但笔者认为它与起义部队的实际人数仍然有一定的出入。经过严格考证，笔者列出参加起义的人数为：刘伯承部5500人；贺龙部6500人；周士弟部3000人；朱德部500人；中央农讲所等80人；总计15580人。（17）
    （三）关于起义部队的总指挥是谁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党史界也一直是有争论的，主要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起义军的总指挥是贺龙。（18）理由是：1.当时起义部队仍然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名称与建制，仍然打着第二方面军部队的旗号，这样，在武汉方面任命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仍然在职的情况下，贺龙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所指挥的，实际上就是在南昌起义的全部部队。2.周逸群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末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南昌起义的作战命令，是由叶挺起草，‘用贺之名义（代总指挥）发表’的。”这说明贺龙在南昌起义发起时，就开始行使总指挥的职权了。3.建国后，贺龙在参观八一纪念馆时曾说：“这里（指江西大旅社）不是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是在子固路圣公会内，大旅社是党的前敌委员会所在，是领导总指挥部的”。当年以贺龙为军长的起义部队第二十军驻扎南昌时，军部就设在子固路圣公会内。贺龙在上述一番话中明确地把他的司令部所在地说成是总指挥部所在地，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起义部队的总指挥不是贺龙，而是周恩来。（19）理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只是任命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起义军到达广东时，发出的“安民告示”则去掉了“兼代”二字，但他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由于贺龙只是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所管辖的部队也只限于第二方面军的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三个军。除此之外，还有第九军，不是属于第二方面军，所以贺龙不是起义的总指挥。南昌起义是由前敌委员会领导的，周恩来作为前委书记，是实际上的起义总指挥，只是没有“总指挥”名义。
    注释：
    ①席香根：《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关系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二期。
    ②徐联芳：《“八一”南昌起义和共产国际》，《学习月刊》1987年第十一期。
    ③刘松茂：《南昌起义与统一战线》，《江汉论坛》1988年第六期。
    ④高秋萍：《从南昌起义到广州换旗》，《党史文汇》1987年第一期。
    ⑤罗检有：《评南昌起义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争鸣》1987年第四期。
    ⑥胡松：《略论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宜春师专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一期。
    ⑦刘朝东：《试论南昌起义时的政权和政纲》，《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四期。
    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⑨徐修宜：《八一南昌起义并非遭到失败》，《高校社科情报》1993年第二期。
    ⑩朱慈华：《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史学月刊》1988年第三期。
    （11）郑传云：《南昌起义南下行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二期。
    （12）（13）（14）（15）（16）（18）（19）《南昌起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版。
    （17）见拙作《南昌起义人数考》，《南京史志》199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