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又有宋氏兄妹和端纳往返奔波、多方斡旋，地方实力派虽有差异，但总体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等等。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本文仅就黄埔系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加以简要论述。
    一、蒋介石与黄埔系
    所谓黄埔系，特指南京国民政府中由黄埔军校毕业或曾在该军校任职，且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军政人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一心要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骨干。但蒋介石在当黄埔军校校长以后，逐渐违背了孙先生的意志，采取种种手段，培植私人势力。
    他向学员灌输封建的忠、孝、仁、义思想，要学员以“我（蒋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的主张”。[①]对忠顺服从者许以高官厚禄，视为亲信；对稍有异心者横加指责，无理刁难，把校长与学生的关系变成了主子与奴仆的关系。在他的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下，无形中便产生了一个忠于他本人的军事集团。这就是黄埔系的雏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他集国民党的党权和国家的行政、军事、财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独裁者。在此期间，大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或曾在军校任职的工作人员，只要投靠蒋校长，便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胡宗南、桂水清、戴笠、关麟征、俞济时，刘峙、顾祝同、周至柔、王敬久等等，都屡次被提拔、擢升、重用，成为蒋的嫡系，黄埔系便最终形成了。
    黄埔系既是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的产物，也是他建立独裁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
    经过多年发展，黄埔系绝大部分在南京政府的军政系统和军队中充任要职，几乎垄断了有关的各个要害部门。他们官势显赫，盛气凌人，从不把地方杂牌军放在眼里，甚至敢于公开对抗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对于蒋介石本人，则感激涕零，忠顺有加，崇拜得五体投地，几近盲从，很少有忤逆之言。他们外外“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作蒋的马前卒，效尽犬马之劳。蒋的话对他们如同圣旨，言必信，行必果，认为违背蒋的意志就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因此，黄埔系就成了蒋排除异已，战胜对手的有力工具，是蒋维持独裁统治至关重要的筹码。
    上述情况表明，蒋介石和黄埔系的关系不只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两者相互利用，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黄埔系军官大惊失色，如丧考妣。刘峙“立即面如土色，坐立不安，徘徨无主”。[②]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嚷叫”，甚至想寻找能飞檐走壁者一同去西安救蒋。[③]汤恩伯“竟至数日食不下咽”。[④]南京复兴社社员“一片骚动，慌乱万分”[⑤]……可以说，这是南京政府中反应最强烈的一个集团。
    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安全救蒋成了整个黄埔系的唯一目标。然而，由于他们各自的社会阅历、处世经验和对事变认识的不同，所主张的解决事变的方式也有差异，并由此形成了少壮派和稳健派。事实表明，这两派在前期差异较大，在后期渐趋一致，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少壮派由力主讨伐转而支持和解
    黄埔系少壮派主要以桂永清、俞济时、王敬久、贺衷寒、董钊、邓文仪、李玉堂等为首，他们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易于冲动，过于担忧蒋的生命安全，因而极力主张以军事手段迅速制伏张、杨，救出蒋介石。
    邓文仪任书记的力行社是最早主张讨伐的。在事变爆发的当天下午，一接到电报，他们就立即开会，决定动员军队包围西安。邓“冒昧作主”，以团体负责人名义，发了两封急电。[⑥]一封给驻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一封给驻洛阳和潼关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要他们迅速向西安靠拢，“应付变乱”。到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明令讨伐时，董钊部已占领潼关，进至赤水一带，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无险可守，对西安构成严重威胁。俞济时、王敬久、霍揆彰、李延年等178名青年军官情绪至为激昂，发出通电，要求明令讨伐。电云：“张学良犯上作乱，使我统帅无法行使职权，闻讯之余，群情共愤，誓与张不共戴天，并恳求政府，即日明令讨伐。”[⑦]桂永清“时任教导总队队长，竟至不听命令”，[⑧]自动集中德械装备的中央教导队1.2万余人，13日从南京出发，驰赴陕西救蒋，17日到华县，18日占渭南。黄埔系少壮派为主的复兴社也几次开会，多数人主张立即调派重兵包围西安，同时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防张、杨劫持蒋介石逃出西安。他们认为，如此做，张、杨就不敢加害于蒋，估计张、杨也无与蒋同归于尽的打算，从而可使蒋早日脱险。[⑨]
    从少壮派的言行不难看出，采取军事行动只是他们运用的手段，救出蒋介石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就与主和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有可能实现转化，由反对转向配合主和派的和平行动。
    蒋夫人宋美龄为了营救蒋介石脱险，一面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一面积极对黄埔系军官做工作。她急切地指出，军事行动操之过急，有可能危及蒋介石的安全。邓文仪等则表示：“力行社同志多为领袖之学生，父师蒙难，莫不义愤填膺，希望立即前往营救。惟有大军围攻西安，才可保障领袖安全，强迫叛军投降。”[⑩]然而，当宋美龄再三劝说不要贸然用兵，讨伐只宜作象征表示，否则，将威胁到蒋的生命时，邓文仪的态度立刻有所缓和。邓说：“希望军事行动与同叛军谈判同时进行，只要领袖安全脱险，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11）少壮派的观点至此发生了变化，这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增加了可能性。
    首先，为主和派的和平交涉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少壮派最初力主讨伐，并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配合了戴季陶等元老派与何应钦的主张，让主和派深感忧虑和不安。现在，他们的观点发生变化，接受了主和派的观点，由原来的盲目进兵变为有计划、有步骤的迫而不打、围而不攻。从行动上使元老派与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变成了一种军事象征，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一定保障。
    其次，把自己与同时主张讨伐西安的元老派区别开来，增加了国民政府中主和派的力量。元老派是国民政府的肱股之臣，对蒋介石把自己凌驾于“党国”之上的作法不满，因而强调的只是国家纲纪、国民党的权威，认为张、杨的行为“背叛党的主义，破坏国家纲纪，危害民族生存，不忠、不孝、不仁、不义”。（12）谴责张、杨“劫持统帅，冒犯长官，违法荡纪”。（13）对于蒋的安全问题，则看得较轻，认为“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14）于右任甚至说：“站在政府立场，只有讨伐一途，至于蒋的前途，就要看他的命运了。”（15）显然，他们讨伐的目的只是为了“整敕纲纪，靖凶氛而维国本”。（16）这就使他们主张讨伐的目的与黄埔少壮派有根本性的区别。然而，由于元老派当时虽在政治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但并不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要想真正实现讨伐西安的目的，非得依赖黄埔系不可。而那些黄埔系军官却只听命于蒋介石，对元老派的鼓动不是阳奉阴违，就是毫不理睬。起先，少壮派军事行动还可为其所用，后来在宋美龄的劝说、警告下，少壮派改变初衷，转而支持主和派，使元老派的讨伐主张完全变成了纸上谈兵。在这种情况下，元老派不得不顺应主和派的和平努力。他们的转变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起码在两次延缓轰炸日期上发挥了作用。
    三、态度暖昧，名“伐”实“和”的稳健派
    黄埔系除少壮派外，还有以刘峙、顾祝同、戴笠、胡宗南、张治中、周至柔等为首的稳健派。他们长期沉浮仕途，阅历丰富，圆滑世故，谨慎小心，对任何前途未卜的事情都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面对的是这一错综复杂、变化莫测、影响空前的事变。他们在事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是主战还是主和，很难准确加以判断。
    12月13日，由刘峙领衔的30余人联名电请何应钦“出任艰巨”，署名的有刘峙、顾祝同、熊式辉、徐源泉、周至柔、何健等。12月14日，由刘峙、顾祝同领衔的38名将领致电张学良：“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17）]同日，胡宗南等275名将领又电质张学良：“万一委座稍有差池，则吾全体同学，誓必不顾一切，悉力以赴，绝不与执事有关之任何个人共戴天日于世。”（18）12月17日，刘峙、顾祝同就任东、西路军总司令，宣布讨伐西安。然而，当桂永清部与东北军发生战斗时，驻甘肃一带的胡宗南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师亦无北进模样。（19）胡宗南与戴笠、郑介民在电台上保持经常联系，他们一致认为，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20）并且胡宗南、关麟征和黄杰一起致电张、杨：“今欲化戾为和，转危为安，只有求事实之解决。委座留陕，多蒙礼遇，眠食之佳，可无庸虑。”（21）刘峙在任东路军总司令的前一天，还向河南复兴分社的头子肖作霖表示：“不要担心，不论局势怎样变化，我们总有办法，我们总希望委员长能够安全出来，别的一切都是小事。”（22）由此可见，在整个事变中，稳健派总体上态度很不一致，时而拥护讨伐派，主张进攻西安，显出服从国民政府的姿态；时而迎合主和派，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但很明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事变，是稳健派思想的主流。
    稳健派的这种摇摆不定，表里不一的行为，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比较高明的手段，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积极作用的。
    一方面，他们表面主张讨伐西安，符合了何应钦与元老派的要求，从而把军权牢牢地抓在手里，保证了黄埔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有力地影响了局势的发展。事实上，从12月12日至18日6天时间里，南京方面已调集了10多个师在西安外围形成包围之势，但直到事变结束，却始终没有向西安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仅有桂永清部挑起的小冲突。周至柔指挥空军多次飞临西安上空投撒传单，低飞示威，有时多达30余架，而且在渭南、富平、三原等地狂轰滥炸，也始终未向西安扔下一枚炸弹。宋子文两次往返西安的过程中，中央军虽迅速向前推进，除了前线有些小冲突外，似若暂时停战状态。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稳健派操纵局势发展的结果，防止了南京和西安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并努力探寻和平途径，以行动鼓励了主和派，影响了少壮派，加速了事变的和平解决。由于稳健派的支持，南京政府里和、战两派态度发生了变化：主和派由“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23）到“不好反对讨伐”，（24）再到宋氏兄妹获准飞赴西安；讨伐派由“应立即进兵讨伐”，（25）到“大多数人赞成和平营救”，再到戴季陶下跪磕头，狼狈退场。同时，由于稳健派的直接影响，少壮派也逐渐改变观点，与稳健派保持一致，对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当蒋介石于12月14日派亲信蒋鼎文和蒋坚忍持撤军手令到达前线，命令中央军和东北军各后撤1000米时，两支军队立即奉命行动，而当时南京政府尚不知情。少壮派与稳健派由分歧而渐趋统一，共同配合了主和派，力求蒋介石早日获释，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四、何应钦力主讨伐的目的和作用
    在当时的南京政府中，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何应钦。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按理也应算作黄埔系。但他又与顾祝同、刘峙、陈诚、周至柔等其他军校职员不同，他不是完全依附于蒋、听命于蒋，而是保持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与蒋介石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既有一致，又有矛盾，是上级和下级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同僚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起到西安事变爆发时，日本已占领了东三省全部、华北大部和上海一部分，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疑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决策。
    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在国民政府内实行独裁统治，事无巨细，均要经他同意。自蒋被扣后，南京自然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同时，由于当时缺乏既有实力、又能为各派都信服的人物，南京方面只能实行暂时的集体领导，军政部长何应钦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一个留学日本，又与日本打过多年交道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深感日本的威胁，认识到当时除宁陕尖锐对立外，还有中日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蒋介石被囚，政府军西开，东南守备空虚，若日本乘机发动攻势，中国肯定亡国，自己将背上千古骂名。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处处想着日本人，不得不寻求既有利于事变解决，又能稳住日本的方式。这便是何应钦力主讨伐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