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时极希望中国发生内乱，而非常担心宁陕妥协，共同反日。1936年12月13日晚，日本外务省鉴于“西安事件之重大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日本的方针，即以慎重态度，静观事态之推移情形。（26）15日，日本驻沪领事须磨访问张群，声称“如南京执行张、杨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武力占领京、沪。”（27）并威胁说：“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切不可走错了路径，将来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28）16日，日本陆、外、海各局长会议决定，对西安事件“严重监视”其演变。（29）17日，日本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汉口，日本国内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18日，蒋鼎文持蒋介石要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日的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怀疑。19日，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蒋鼎文持条件到京后，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威胁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30）日本首相广田也向南京发出警告：“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31）
    日本的威胁、恫吓，对何应钦的压力很大，迫使他作出讨伐的决定，并于17日宣布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挥军西向，以便迎合日本，稳住日本。当21日川樾问及南京政府对于张学良所宣布的抗日联共政策的立场时，外交部长张群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政府已决定惩办叛党领袖，军队已向乱者推进。”并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事变后将“毫无变更”。（32） 24日，川樾至国民党军政部见何应钦，对讨逆军事有所探询，何告以：“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33）他们的回答让日本人感到满意，认为南京政府的讨伐政策不会改变，西安事变也无和平解决的可能，因而继续保持观察的态度。
    事实上，何应钦稳日政策的效果相当明显。12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因西安事变发生，中日交涉有了好转的契机，这实在是可喜的现象。”（34）南京政府宣布讨伐令后，《朝日新闻》又发表社论称：“南京政府已决定反共讨张的态度，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扫中国政府将发生任何内讧之疑惧的暗云。”（35）随之，日本在华外交及陆、海军首脑于19日召开时局重要会议，决令“德王”发停战通电，表示不妨害国民政府讨逆，以便南京能调动更多的军队进攻西安。何应钦的稳日目标变成现实。直到事变结束，日本既未能找到发动侵华攻势的机会，南京也并未大规模地与西安交战。而且何对少壮派“过激行动之阻遏，与激昂情绪之抚慰，实已煞费苦心”。（3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何应钦力主讨伐西安，并无取蒋而代之的狂想，也不是要组织一个亲日政府，而是力图稳住日本人，防止在此期间发生中日冲突。不能仅凭推测，以为何既然力主讨伐，同意与日周旋，就肯定是勾结日本。在事变过程中，不独何应钦，傅作义、宋哲元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12月15日，傅作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仔细研究后，决定亲赴西安向张、杨说和，并马上给张学良发去回电，说他亲到西安，晤面详谈，张表示欢迎。但在动身之前，他不得不先设法稳住以羽山中佐为机关长的关东军驻绥特务机关。傅向羽山暗示，他要去太原见阎锡山，倾听阎的指示，他是跟着阎走的。羽山亦深知阎一贯反共，曾经阻止抗日红军过境，同时阎和日本军方的勾结，更是人所共知。傅的这一举动，使羽山感到傅和西安没有什么关系。这样，日本就不便在后方捣乱，傅也可以放心赴陕。华北的宋哲元更是小心翼翼，唯恐刺激日本人。当时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蒋介石是否安全，而是冀察这个特殊局面是否会受到影响，万一应付失当，就会招来日本方面的借机制造麻烦。事变消息传到北平后，日本方面立即派人来访，面促宋对西安事变公开表明态度。宋哲元为了应付日方，保全自己，于16日发布了一个紧急治安命令，才把日本人敷衍过去。为了避免与日争端，宋称病谢客，几天都未与外界接触。（37）按照某些人的观点，抗日名将傅作义和后来指挥二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的宋哲元无疑该划作亲日派了，这显然是错误的。
    何应钦稳日策略的行施，避免了日本的军事干涉，保证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他所采取的措施，客观上加速了事变和解的进程。
    首先，为解决事变造就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西安事变爆发后，世界列强颇为关心，尤以日本为最。何应钦采取一系列措施，符合了日本的要求，避免给日本提供乘机用兵的借口，因而日本在事变中始终保持观察的态度。须知当时国内各党、各派对事变认识不同，很难形成一致观点。整个国家是不统一的，人心涣散的。如果日本乘机而动，中国便有亡国之虞，哪里还谈得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呢？！
    综上所述，少壮派、稳健派与何应钦共同组成的黄埔系，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何应钦虚张声势，外稳日本；少壮派剑拔弩张，先声夺人；稳健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总体上，他们可谓配合默契，举止协调，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外部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战争发动了。“（38）
    注释：
    ①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日记》，群众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9页。
    ②③⑤⑨（15）（20）（22）（23）（24）（25）（37）《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69-314页。
    ④⑦⑧（18）（36）《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4月初版，第502-504页。
    ⑥（19）李义彬《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20页。
    ⑩（11）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台北《革命文献》第95辑第369页。
    （12）（14）（16）《革命文献》第94辑。
    （13）（21）（26）（33）（32）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1-474页。
    （17）《革命文献》第94辑，第375页。
    （27）（28）（29）（30）（31）《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209-211页。
    （34）（35）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45页。
    （3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