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学良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倡导者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在与我党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谈中，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极表同意。但对我党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作法，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不包括蒋介石将是极大的损失，应当尽力争取他。他问李克农：“为什么要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10]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张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领导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象在张家口对冯焕章先生一样。”[11]
    当时，我党奉行“抗日反蒋”的政策，周恩来解释说：“蒋介石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压迫……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依靠群众力量粉碎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12]张提议说：“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里面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13]
    此后，我党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分化情况，重新调整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反蒋政策的放弃，是我党后来能够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
    （三）发动西安事变，“大功于抗战事业”
    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后，又发动华北事变，妄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只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联共抗日，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张学良为着民族利益不计私怨，毅然决定说服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张学良为说服蒋介石，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多次进行“苦谏”和“泣谏”。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14]无奈，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由于多方的促成，12月24日，蒋介石向张、杨表示停止内战，双方以联共抗日为基础达成“十条协议”。12月25日，在取得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的以联共抗日为基础的六条口头承诺后，为了维护蒋的“威信和尊严”，促使蒋对“所答应的条件”，“不至反悔”，[15]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不顾杨虎城、周恩来和东北军将领及家人的阻拦，毅然亲自陪送蒋返宁。从此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身陷囹圄长达半个多世纪，从个人命运看，确实是世人难以接受的悲剧。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面看，张学良的捉蒋送蒋这一行动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粉碎了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计划，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6年10月，红军冲破国民党重重围击，历经道道险关，在陕北完成三大主力会师时，只剩下近三万左右军队。蒋介石就于是年12月，调集飞机70多架，集中30万大军，把陕甘红军包围，妄图一举歼灭。却“不料仓促之间祸起时腋……西安发生了张劫持统帅的双十二事变。此次事变，为我国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十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16]由国民党的官方文件记载看，西安事变打破了蒋介石第六次，在他看来也是最后一次“剿共”的布署。保存了革命力量。由此可见，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及陪蒋的功绩不同一般。
    2.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
    12月24日，蒋介石答应中共和张、杨提出的要求，但承诺的六条还没兑现，由于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敌对地位，蒋返京后，还可能不兑现承诺的六条，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送蒋返宁之举，自然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张学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亲自送蒋回宁，全部承担事变的责任，这一义举消除了国内外大多数人对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虑，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新的内战爆发。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对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举动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17]
    张学良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代价。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西安事变的发动、和平解决，扭转了中国的历史；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还在明智地放蒋，这需要雄才大略。张学良以个人之失，换来了民族之得，不愧是位“千古功臣”。
    注释：
    [1]《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南宁《学术论坛》1993年第3期，第88页。
    [4]《复兴民族的意义》，见《张学良演讲集》。
    [5]《美国西进政策的成功是我们开发建设西北的榜样》，见《张学良讲演集》。
    [6]《美国西进政策的成功是我们开发建设西北的榜样》，见《张学良讲演集》。
    [7]《周恩来选集》，第248页。
    [8]《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9]陈诚1936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电。
    [10]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1页。
    [1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1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1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14]张驰：《少帅今昔》第197页。
    [15]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132页。
    [16]台湾、张其昀：国民党《党史概要》。
    [17]《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