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领起义军一个团先进驻上杭，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罗明汇报，并向他介绍起义军南征的任务。当得知闽西地区有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时，周恩来要他们积极配合起义军，并拨给一些枪弹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用。在上杭，周恩来等还决定没收地主土地，但第二天收到中共广东省委的一份政纲，又改为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实际上，都没来得及实行。19日，起义军进占三河坝。按照长汀会议决定，起义军在这里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部队进军潮汕。三河坝分兵，把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拆开，使起义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23日，起义军顺利攻占潮州。24日晨，起义军进驻汕头。26日，起义军在汕头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讲演，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但这时敌军正分三路在潮汕周围集结。经过几天激战，起义军于30日晚撤离潮州，汕头随之放弃。
    周恩来这时已重病缠身，撤离汕头就被担架抬着行军。10月3日，中共前委机关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起义军部队在普宁县的流沙会合。在这里，周恩来和其他起义军领导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二十多人召开了决策性会议。后来，郭沫若回忆说：“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18]会议还决定，不再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会议进行中，发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于是匆忙结束会议。这时，周恩来高烧达40℃，同志们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表示：“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19]会后，起义军余部由流沙经钟潭向去海陆丰道上的云落前进，进入乌石地区时遭敌军重兵截击，周恩来、贺龙、叶挺等指挥部队还击，被敌军截为两段，部队失控，被冲散了。第二十四师余部1000多人经甲子港赴海陆丰，第二十军余部2000多人由云落赴海陆丰，以同当地农民结合。这时，周恩来发着高烧，常处在昏迷状态，还在喊：“冲啊！冲啊！”叶挺、聂荣臻守在他身旁，几个人只有一支小手枪，已无自卫能力。后来，由一位当地党的负责人杨石魂帮助他们隐蔽下来，并找来一条小船，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一行人去香港。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20]
    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多月英勇奋战，南征终于失败了。南昌起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历史性转变关头，无论是实践经验还是思想认识，都很不够，需要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毛泽东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所说：“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苛求于前人的。”[21]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总结过。早在筹备召开中共六大期间，1928年3月14日和5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过“南昌暴动讨论会”，周恩来、刘伯承、邓中夏等12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当事人在会上发言。周恩来在5月16日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讲了8个问题，其中讲到：“前委到九江时，对土地革命观点模糊，二百亩没收根本没有执行”；“国焘错误在开始时动摇”；“主力下潮汕是错误的，到汕时忽略军事”；“叶挺主张调二十五师是对的”；等等。[22]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南昌起义作了结论，既肯定“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又指出了造成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23]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24]1957年，周恩来在审阅修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撰写的《八一起义》说明稿时，在“起义军胜利后”加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行动向南挺进的方针……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25]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讲《对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时，再次强调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没有就地革命”。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25]“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27]这是对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开辟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伟大政治意义。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在历史上永放光辉吗？”[28]萧克说得很在理，南昌起义如同巴黎公社革命和辛亥革命一样，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对于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中共中央以及党、军队的一些领导人都作过评价。早在1927年10月24日，南昌起义刚刚失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了，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新纪元。”[29]周恩来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说过许多，但对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说得很少。他甚至谢绝观看歌颂南昌起义的话剧《八一风暴》。他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又不批评我，我就是不看。”[30]他仅肯定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31]这充分显示了周恩来谦虚的品德和严格自省的精神。
    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意义，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个闪光的标志。
    第一，南昌起义标志着开辟中国革命的新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摆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面前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失败教育了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革命的新路。李立三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过：“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32]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南昌起义标志着开展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直到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举起屠刀，血的教训才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毛泽东在论述战争和战略问题时就这样说过：“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33]贺龙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指出：“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起中国革命斗争鲜明的军帜，坚决进行武装斗争”。[34]这些论述都是当事人的真知灼见。
    第三，南昌起义标志着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南昌起义集中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所影响的军事力量，起义军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虽然大多数人牺牲了或失散了，但起义军余部却成为创建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朗、颜昌颐率领的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余部约三千多人，陆续进入海陆丰，同当地农民结合，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创建了海陆丰根据地。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约一千多人，转入粤赣湘边区，于1928年2月举行湘南暴动后，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支持下，贺龙、周逸群等回到湘西后，按照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实行“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1928年3月在桑植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经过南昌起义和南征战斗洗礼的起义军官兵，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积累了作战经验，从而为创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了一批得力的军事干部，其中很多人成为我军的帅才和将才。建国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等六人是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如果加上积极策应过南昌起义的叶剑英则有七人。正因为南昌起义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作用，1933年7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中革军委的提议，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纪念日。接着，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发布了关于纪念“八一”的训令。
    注释：
    [1][3]1927年4月16日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
    [2][2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7、173页。
    [4]《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117页。
    [5][6][13][20]《聂荣臻回忆录》上卷第60、60、66、74页。
    [7][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06页。
    [9]《贺龙传》第60页。
    [10][25]《南昌起义资料》第2、3页。
    [11][12][16][17][29]《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9、81、4-5、33、16-17页。
    [14]转引自粟裕：《激流归大海》第344-345页。
    [15]《周士第回忆录》第144页。
    [18]《革命春秋》第227页。
    [1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24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5页。
    [22]《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4期第12页。
    [23][28][32]《南昌起义》第168，272，172页。
    [26][27]《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手稿）、讲话记录稿。
    [30]周恩来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31]《对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手稿）。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
    [34]1951年8月1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