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研究瞿秋白，最早是从翻译他的著作开始的。1932年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会翻译了瞿秋白1928年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此后，在日本人写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对瞿秋白均有研究。战后，日本人对瞿秋白的研究虽然不很多，但从总体上看，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其中，原日本庆应大学校长石川忠雄教授和中央大学姬田光义教授的研究是有代表性的。现将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编译如下。
    瞿秋白路线和毛泽东路线的特点与不同
    石川忠雄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1959年8月第一版，1984年第七次印刷，庆应通信出版）一书中，以上述标题论述了瞿秋白，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对陈独秀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从两种不同的立场进行了批判。一种是瞿秋白和李立三等人，另一种是毛泽东。特别是瞿秋白成了“共产党内反对派的焦点”。[①]当然，这两者都站在反对陈独秀路线的立场上，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在他们的见解中孕育着可能发展成严重分歧的萌芽。因此，这是应该准确把握的。
    首先，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瞿秋白的革命路线。
    为了弄清武汉政府时代瞿秋白的见解，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瞿秋白1927年4月出版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因为这本书汇总了他批判基本上与陈独秀站在同一立场的彭述之的见解，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瞿秋白在书中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具有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质的革命”[②]他认为这场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的一部分，把土地革命作为其主要内容，通过无产阶级的领导，“由国民革命直接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③]换言之，他的看法是：当时的中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是那不是陈独秀所说的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按照瞿秋白的说法，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店东小资产阶级、工匠小资产阶级（含城市贫民）和农民，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参加革命。然而，这其中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革命中最有力的、最伟大的、最主要的同盟军”是农民（以及士兵），工匠小资产阶级也有很强的革命性，但是“其余的阶级，当革命发展到相当程度时必然妥协，甚至走向反动”。[④]这一倾向，现在已经出现，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这样，瞿秋白认为当前革命的目标应该放在确立“工人等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的民权专政”上，其方法是“把无产阶级、农民及工匠小资产阶级的同盟作为向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进攻的主力军”[⑤]使店东小资产阶级中立，通过加强革命力量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这是瞿秋白在1927年2月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时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他的这种见解，显然极为接近共产国际十二月决议。
    问题是以怎样的具体形式来推进具有这种前途的革命？关于这一点，瞿秋白提出了四个条件，就是（一）中国革命具有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意义；（二）中华民族的代表是无产阶级，它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以“民族革命的名义”开展阶级斗争，必须让资产阶级的斗争熄灭；（三）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软弱，“它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也不能在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因此，共产党如果加入这个政党，可以在其中组织左派力量；（四）从国民革命的民族性质来看，共产党不加入国民革命政党的话，争取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是非常困难的。[⑥]从这些条件出发，采取的立场是：在中国革命中，共产党本来就应该加入国民党来推进革命，“发展国民党，应该努力使其真正成为代表民族的中国平民的党--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不要退出国民党”[⑦]就是说，只要革命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采取革命的各阶级联合形式，共产党就不应退出国民党，而应逐渐使国民党革命化，通过加强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来推动革命前进。因而，从他的这一立场来看，应该说继续推动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不会出现与共产党的各项革命政策的矛盾。瞿秋白提出了基本上与共产国际十二月决议相同的纲领，主张加强工农运动，并认为有必要做军队的工作。他的观点是，这些政策通过国共合作很容易实现，国共合作即统一战线又得到加强。
    瞿秋白的这一见解，从《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出版日期看，显然是在“四一二政变”之前。不过，从瞿秋白掌握共产党领导权的八七会议上的各项政策来看，[⑧]他的立场在“四一二政变”以后基本上没有变化。他从这一立场出发，在中共五大上同陈独秀形成了对立。
    下面必须弄清楚瞿秋白在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关系上的见解。
    瞿秋白关于农民问题，认为革命的对象“军阀的统治，事实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劣绅）阶级的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他们处在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枢决定的。他主张“应该全力”吸引农民大众，让其加入革命的一切斗争中“，[⑨]这表明他把农业革命当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他的观点是，无产阶级通过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可以巩固对革命的领导权。然而，与此同时，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地位指出：“无产阶级是党的基础，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不仅应该将自己的群众组织到独立的阶级组织（工人工会）中，而且也必须把手工业劳动者和雇农团结到这个组织里。这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它的发展是中国革命的发展，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⑩]从这一叙述可以看清楚，农民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是革命成功的必须条件。但是，无产阶级把自己组织起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这被认为是使包括农业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应该说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引导农民运动成功的基本条件。
    瞿秋白的这一见解，在他掌握共产党领导权的八七会议的各项决议中有更为明确的表现。例如，《最近劳动运动决议案》中这样写道：“我们的革命已经达到最重大，而且应该向更新方向发展的时期。因而，必须通过新的策略领导劳动大众，发展伟大的组织，一往直前。只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直接获得领导权，实现工农民权专政，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联合小资产阶级群众，并领导他们完成民权革命，进而进行社会革命”。（11）不言而喻，这一见解主张通过“新策略”来促使工人运动发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形成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提。这样，在瞿秋白看来，城市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被极高度地评价是理所当然的。在八七会议以后的苏维埃革命阶段，理解担任党的领导的瞿秋白和李立三的革命路线的关键就在这里。换言之，就在于重视城市革命运动。总之，瞿秋白的革命路线，从本质上讲与陈独秀路线是相对立的，就总体而言，似乎可以说同共产国际相一致。
    那么，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是毛泽东主义形成的早期阶段，作为研究他对中国革命见解的重要著作，只能举出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而且，后者研究的是“特定的事件和限定的问题”。（12）从这两篇文章中完全了解当时毛泽东的见解是不容易的，这一点应该充分地理解。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如下记述：“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3）“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史的墙脚。”（14）这一叙述已经表明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5）因而，从这一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必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那么，这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将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呢？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其（指民族资产阶级--石川忠雄注）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16）断定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而把这寄托在工业无产阶级身上，他写道，“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7）这样，他认定工业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把所有阶级分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而且规定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半无产阶级、（18）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9）
    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各革命阶级，其前途将不是象陈独秀那样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当然，在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中，没有发现他对国民党内国共合作方针的明确态度。但是，他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陈独秀依然对武汉的国民党让步，不顾一切反对意见继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我当时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党的农民运动政策非常不满。”（20）如果把这些一起考虑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毛泽东与当时继续推行国民党内国共合作和实行共产国际要求的各项革命政策形成对立关系，似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从要求尽快实行农业革命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实行各项革命政策的目的在于加强革命力量，使革命向前发展。因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共产国际和瞿秋白之间不存在特别的差异。应该说，毛泽东和瞿秋白一起在五大上站在反对陈独秀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问题是他对农民问题的立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方面。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然后做了如下叙述：“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1）这表明，农民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不打翻农村的封建势力，就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这种决定意义的农民革命，由谁来进行呢？毛泽东对担任这场革命的农民的能力表示出极大的信赖。他在报告中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22）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23）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24）同时，他强调了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毛泽东虽然这样高度评价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却对农民运动中城市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只字未提。
    如前所述，毛泽东已明确地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因而毫无疑问地认为农民革命也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然而，尽管如此，他在城市工人运动和农民革命的关系上，没有像瞿秋白那样高度评价前者的地位。他在《报告》中写道：“论功行赏的话，如果把民主革命的功绩当作十分，市民和军队的功绩仅是三分，农民在农民革命中的功绩应该是七分。”（25）人们认为，这表明和上述对农民革命能力的极大信赖相互作用，他没有那么绝对地看待城市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农民革命的结合。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毛泽东与瞿秋白见解的不同。是不是可以说，它成为八七会议后苏维埃革命阶段，与把城市当作革命的决定性因素，重视城市工人运动的瞿秋白和李立三的革命路线相反，产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武装的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26）--站在农村工作重点主义上的毛泽东路线的主要原因呢？
    瞿秋白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精神世界的特征
    中央大学姬田光义教授所写的《瞿秋白研究》（载野泽丰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1974年）不仅从瞿秋白的生平传记到瞿秋白作为革命家的成长过程进行了研究，而且还探讨了瞿秋白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精神世界的特征。应该说姬田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很有见地的。作者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应该把瞿秋白当作什么样的人来描绘？以往我们只知道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的业绩，他作为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似乎没有做出正确的描绘（27）。在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被当作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犯了错误的领导人而遭到批判，并从历史的一页中被抹掉了。（28）这次非难的特点是，对其整个人格的全盘否定。
    作为革命家的瞿秋白，他是中国革命处在最困难，而且也是充满混乱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石，自己却以悲剧终结一生。似乎可以说，他的一生体现了革命初期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及年轻的“未成熟的共产党员”的苦恼、混乱和悲剧。同时，又体现了这个时期以革命为志向的人们抱有的希望、对未来的憧憬和纯真，以及他们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信念。
    瞿秋白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自己想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他是个纤弱的白面书生，理论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位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决心和行动能力的彻底的布尔什维克？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人物？还是哪一种都不是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地位被绝对化了。当其路线的正确性也被绝对化了的时候，各个时期和阶段的许多革命领导人的作用和地位都以此进行评价和定罪。“文革”期间抹杀瞿秋白，显然也是处在这个延长线上的。
    1.瞿秋白理论体系的形成。
    瞿秋白在党内外的主要活动是进行理论指导和政治教育。他的论著在当时恐怕是不可多得的。在资产阶级日趋走向反革命的1926年末至1927年初，党内围绕谁掌握革命领导权和把革命引向何方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瞿秋白已成为一派的领导人。
    他高度评价在党内受到冷遇的毛泽东的实践活动，与彭湃一起支持毛泽东。党中央领导机关把农民运动视为“过火”行动，他们则不同意中央意见。当时支持瞿秋白的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等人。
    瞿秋白认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说明他曾预言并警告过的资产阶级政变已成为现实。因此，在4月末至5月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公开点燃了批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烽火，向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分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根据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十二月提纲》写的。从内容上看，写这本小册子的时间可能是在蒋介石政变之前或在更早的上海第三次暴动之前。我认为，瞿秋白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拿出这个小册子，恐怕是因为他要强调自己预言的正确性，同时包含着对无视其预言的陈独秀等人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