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原因，本人曾在两篇文章中探析过[1]现拟就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亡的关系这一角度再作一番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南京国民党政权处于中国社会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上。与传统相比，此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各种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纷纷崛起，要求民主、自由、效率等的呼声风起云涌。这就要求南京政权必须适应时势的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套足以整合各种社会势力的民主体制并不断提高政府的统治效率，才能安全地渡过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倘若继续沿用传统的体制和方法，必将无法满足众多新生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从而导致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并随之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为时代潮流所淘汰。然而，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无法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的转轨，这是它迅速走向败亡的重要原因。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怀着对南京政权绝望的心情向本国政府作了如下的报告，他说：“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国民党最初的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那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上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腐败无能，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2]司徒雷登的以上观点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但它对于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内在原因却颇具启发意义。
    众所周知，晚清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传统型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裂痕。西洋文明挟雷霆之势，借助富有诱惑力的物质载体，滚滚东来。受其浸润，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此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倡近代工业于前，维新运动执君主立宪紧随其后，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帝制。短短数十年间，风云际会。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及其所派生出来的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近代工业，民主自由等新鲜事物日益为人们所追求和企盼，并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西式教育的发微和“士”阶层的变化，中央政府权威的日趋式微和握有军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在各地的纷纷崛起。社会政治生活日益显得复杂多变。士阶层愈来愈难以成为调节君民关系的桥梁；要求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孜孜以求的一项政治目标；羽毛丰满的地方实力派萌发了分权自治的思想，对于中央权威已不再那么服服贴贴，且常怀觊觎之心。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传统型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唯有实现向民主化的转轨，不断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满足这些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避免社会政治的动荡和失范。牢牢抓住专制皇权不放的清朝经历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新政的失败及立宪骗局的败露后终为历史大潮所淹没，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北洋历届政府打着民国的旗帜号行专制独裁之实，仍是晚清的那一套，逞能只不过十几年而已。凡此，均与不能适应时代潮流，推行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关系。
    孙中山吸收中西方文明的精华，独创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及一整套具体的建国方案，旨在推翻帝制后行政治民主化于中国。奈因民初军阀横行终成泡影。但它则成为进步的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化模式和圭臬。革命的国民党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道路。眼看革命有了转机，民主政治将有着落，孙中山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北伐之后，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政权。
    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之际，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已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经历辛亥革命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荡涤和国民革命的洗礼，民主自由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较前更加高昂。晚清以来产生或被动员起来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更加强大；资产阶级经历一次黄金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舞台，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队伍更加壮大。此外，时时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见风驶舵的地方势力有增无减。这些集团，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它们密切注视着南京政权的一举一动。一些社会集团把孙中山未竟的政治民主化事业寄托在南京政府身上，如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些社会集团打着三民主义旗号随时准备同南京中央政权抗衡以谋取私利，如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而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势力及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自南京政权建立之日起便与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可见，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便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假如它能够真正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致力于政治民主化事业，那么它将尽可能多地把这些社会集团容纳到政府里面并逐渐得到民众的拥护，还能有效地堵住地方势力反对中央之口舌，顺利渡过社会政治的转型期。否则，必将把这些利益集团都推到敌对面去，给中央政府带来严重的危机。然而，南京国民党政权对这一严峻挑战的回应则是软弱无力的。政治民主化终因南京政权的阶级本质及其衍生出来的体制而成为骗局，终因南京政权的体制及其引发出来的低效、腐败而难以启动。总之，政治民主化最终流产了。南京政权恰如司徒雷登所说的，从最初的反封建（应指南京政权建立之前的国民党政权才对--笔者）到后来向封建传统逆转，传统的、落后的体制滋生了腐败、罪恶，最终毁掉了自身。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最终流产，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末日旋即降临。
    南京国民党政权政治民主化的骗局其实早在其“训政”体制确立时便已昭然若揭。当时就已遭到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的猛烈抨击，也授予别有用心者反对政府之把柄，给南京政权造成了不小的震动。
    孙中山晚年提出了著名的建国三时期学说，即军政、训政、宪政。训政即以党治国，在革命成功初期，由革命的国民党行使全国最高权力并负责训练民众的参政议政能力，俟民众具备了能力方还政于民，进入以法治国的宪政时期。可见，训政是民主化的准备和过渡。孙中山为防止在他身后某些野心家利用训政搞个人独裁，为使训政能够真正有效地为宪政铺平道路，特意对以党治国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首先，“以党治国”的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它以革命的阶级（即工、农、商、知）为依托，奉行革命的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特别强调用主义治国，“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3]并主张“借才于党外”为实现主义共同奋斗。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4]因此，要求掌握全国大权的党必须团结其它革命阶级、党派、团体而不是排斥压制它们。其次，“以党治国”的党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党的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组织而非个人。各级执行机关采用委员会制度，根据合议制原则作出决策。[5]
    蒋介石以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为标榜，于1928年10月南京政府成立初期颁布了《训政纲领》确立其训政体制，却大大篡改了孙中山的训政思想。首先，南京政权“以党治国”的党已不再是孙中山所界定的“革命的政党。”通过1927年的“清党”，工农及其它革命者已被排除出国民党之外，而腐朽、投机分子乘虚而入，充斥于党的上上下下。对于共产党及其它革命党派团体不是团结，“借才于党外”，而是借助暴力手段千方百计进行排斥、镇压。总之，是国民党一党的独裁。国民党既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党，也就不可能用革命的主义来治国。因此，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主义治国”思想，强调“党员治国”，谓“非本党同志完全管政，主义是不易实行的”，“希望二年以内，政治人员由中央政府至各地方高级政府，全是本党党员。”[6]其次，在党内，南京政权违背了孙中山所强调的民主主义集权制原则，极力压制党员的民主权利。顺蒋者昌，逆蒋者衰。形成了蒋派党员专政的局面。仅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确定一例便可见一斑，406名代表中，蒋介石指定的多达211人，圈定者122人，依法推选者仅73人，被称作“中央特派员会议”[7]可见，蒋介石以继承孙中山遗志为名，篡改了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以此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制及其个人独裁的统治体制。
    南京政府政治体制确立后，立即遭到来自各方的强烈反对，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违背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违背了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共产党首先揭竿而起，以推翻南京政府为职志，成为南京政权的最大心腹之患。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之决裂，继续树起三民主义旗帜另谋第三条道路。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热衷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在舆论上对南京政权发出猛烈的抨击。强烈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实施民主宪政，“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斗争的方式，用口笔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的最后仲裁者”，“如若不使各种政治势力有发泄的机会，若不把政治的运作纳于轨道”，欲使国家长治久安，“那是缘木求鱼的办法。”[8]他们要求国民党实行政党政治，政治公开，接受有效的政治监督。对于南京政权的训政表现出极端的不满和怀疑。1932年4-5月，《申报》、《时事新报》评论说，“国民党主政至今已六载，人民驯服受训亦已三年，训政效果究安在乎？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之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行，几见监察；立法徒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事实上国民党毕竟无力训练国民，国民党员所知，国民亦知之。”[9]除舆论抨击之外，在行动上他们还组成了宪政促社会，宪政救国会等团体，积极活动。而国民党的某些派别或个人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后，也积极操起宪政这个武器向中央政府发难。1931年10月，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118人连署提案，要求开放政权，允许人民自由组党，1932年，孙科向报界宣传其抗日救国纲领，主要为筹备实施宪政，与蒋介石唱对台戏，等等。使得这场斗争更富复杂、险奇的特色。至于那些雄踞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们，当中央政府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借统一全国军政为由去征讨它们的时候，它们更是懂得抓住蒋介石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搞独裁专制这一把柄，用三民主义去还击蒋介石中央政权。纵观30年代初，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的口诛笔伐，无不皆然。在各方的反对声中，南京政权在民众中，在各社会利益集团中的合法地位因此大受动摇。南京政权在它刚建立的时候，已为自己的灭亡挖好了陷井。因为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是不可违背的，政府的安危，端赖于顺潮流，得民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形稍有改观。一方面，为调动各方力量进行抗日，南京政权在政治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另一方面，主要的是因为各方的注意力已基本被吸引到民族抗日战争问题上去，对于南京政权一党独裁之不满情绪暂时退居其次。因此，抗日的南京政权在各社会团体及民众中，威望、地位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民主化向南京政权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因为民族抗日战争已告结束，国内政治问题复成为斗争之焦点。通过八年抗战，民众广泛觉醒，民主进步势力异常强大和活跃，参政、议政的愿望颇为激烈。各党各派都在磨拳擦掌以待。南京政府最大的敌对势力--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正静观着时局。而美国为实现其战后远东策略计，需要其帮手国民党政权必须有一个较新的形象出现以便稳固统治，因此，着意扶植中国的自由主义势力，要求南京政权吸收各党派人士参加国民政府。马歇尔在调停国共关系失败后的离华声明中甚至强调中国的政治应由自由主义来领导。[10]自由主义者呼吸到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更加精神抖擞。人们热切期盼着一点，那就是早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然而，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回答却是欺骗和高压，拒绝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政治民主化在人们的一派热心期盼中最终流产了。在十几年训政中忍气吞声的人们，此时已不能再原谅国民党政权了。政治民主化在战后的最终流产可以说已敲响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