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政治民主化最终流产的前奏是1946年内战的挑起。原先，各方面对于民主化满怀希望，因而积极参加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一纸政协协议令他们欢欣鼓舞。正当准备参加民主政府之际，南京政权却挑起了内战，肆意践踏民主、和平。真是当头一棒！中国共产党奋力迎战，决不屈服。而中间党派及其他利益集团热情已大大冷却下来，政府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急剧降低。这可以说是南京政权自取灭亡的预兆。但不少人对于宪政仍然抱有希望，所以南京政权感到宪政尚具有欺骗作用。1946年底和1947年初，正当南京政权在内战中处于最得意之际，耍出了伪国大和改组政府两幕闹剧，美其名曰宪政，而其实完全违背了政协协议，违背了民主精神，仍然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意欲借武力作后盾逼使各方面就范。人们所企盼的多党政治，民主政府原来在南京政权的操作下竟是如此的结果。人们彻底绝望了。
    至此，南京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性已丧失殆尽。我们且看看来自各方面对于所谓宪政的反应：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于1946年11月16日即伪国大开幕之次日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协协议的国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平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一手关闭了。”[11]民盟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只有超然置身事外的途径，以求得良心所安。”拒绝参加伪国大。对于伪国大所制定出来的宪法，中国共产党表示“只有把它同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12]民盟则宣布“愿保留其接受权利”。而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十一个团体于12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1947年4月改组政府出台后，反对之声更是风起云涌。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等人，民盟鼓泽民等人，救国会李章达等人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这样的改组政府是和政协协议显然极端背谬的”。表示“对此改组政府不存在任何幻想，并愿与我爱国同胞共同反对之。”[13]总之，国民党政权此次所谓还政于民完全是一个骗局，遭到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人们甚至把是否拒绝参加“国大”和“改组政府”当作评价一个人或党派政治操守的标准。南京政权把那些本来应该加以容纳、整合的社会集团都推到敌对面去了。随着1947年底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令取缔之后，民主党派们终于彻底抛弃了国民党政权，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这大大加速了南京政权的覆亡。
    总之，政治民主化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被动员起来的广大社会利益集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愿望，传统型的专制独裁政府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了。南京政权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公然违背了它，终逃不过历史的惩罚。“训政”体制确立已使国民党政权大失民心，而“宪政”骗局的败露，更使它民心丧尽。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权焉能长久，绝望的人们最终团结到共产党周围，一起埋葬了南京政权。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不仅使国民党政权丧尽民心，更造成其自身政治肌体的腐烂。这正是一些人包括蒋介石所经常提到的：自己毁掉自己。这大概是这一政权迅速覆亡的重要的内在原因。
    由于1927年的清党，把中共及其他富有革命精神的人士清除出党。由于违背了孙中山革命的民主精神，作为南京政权的执政者，国民党遂成为一个没有战斗力的腐朽的党。缺乏民主监督和管理，缺乏主义信仰（由于违背了三民主义），丧尽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等特点，使得这个党日益松散、腐败，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蒋介石1948年初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上曾痛心疾首地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的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该被消灭、被淘汰了！”[14]这样的党，显然是无法领导的一个政府迎接民主化潮流的挑战的。
    由于违背了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南京政府上上下下始终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对政府的管理职能已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要求政府的管理行为必须高效率，而高效率来自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所有这些，对于政府人员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然而，由于专制独裁的性质，南京政府始终没有具备以上条件。政府决策之制定和执行，官员的任免等等，主要以少数当权者的好恶、利害为依据。而各级官员们大都以他们的上司以至蒋介石的是非好恶为是非，以求得保禄全身。“在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中，蒋介石力图把政府各机构严密控制在手中。政府人员提升的标准是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而不是行政才能和创见。”[15]曾亲身经历南京政权一代的张治中颇有感触地评道：“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位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遇有重大问题，惟以听钧座裁决为唯一的解决方式，否则委过他人，以自卸责任为得计。”[16]而对于各级官员们的行为，南京政权始终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和考核制度。政绩的优劣与当事者并无紧要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慢慢叫，画画到，讲讲话，说说笑，吸吸烟，看看报，一天混过去。听听戏，打打牌，好睡觉。”对于违法失职者更少有法律惩戒。据统计，从1932年到1937年5年里，中央公务员惩戒446件，处分各级违法犯罪官吏690人，其中只有13人被移交法院审判。[17]这更使得昏庸腐败之徒充斥于政府各部门，无所顾忌。所有这些直接造成政府管理的低效无能，难以适应时代的新要求。
    由于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造成南京政权的政治进出常以军事实力的消长，派系力量的兴衰为依据，而个人的才识、政绩、社会声誉等无关紧要。因此，兵戎相见、阴谋诡计、口诛笔伐等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可见，南京政权在统一的背后是一盘散沙。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不认为，政治民主化的流产所造成的后果，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迅速覆灭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而南京政权的阶级属性也决定了其政治主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基于此，不能不认为南京政权的迅速覆亡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性的。
    注释：
    [1]《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见《华侨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1995年第1期，又见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史》1993年第7期，1995年第6期。
    [2]《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4]《孙中山全集》卷八，第500页、第282页。
    [5]参见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的训政构想与南京政府的训政体制》，载《南开学报》，1995年第3期。
    [6]《申报》1931年1月11日。
    [7]《改组派资料选辑》，人大党史系，1984年版，第352页。
    [8]王造时：《我们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见《时事新报》1932年6月23日。
    [9]转引自徐思彦：《要民主宪政，还是要专制独裁--30年代关于民主与专制的一场大争论》，载《史学集刊》1995年第2期。
    [10]参见马千里：《40年代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11]《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9日。
    [12]《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9日。
    [13]转引自丁永隆、孙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14]《先总统蒋公全集》卷三第1899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
    [15]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团与国民党政府》序，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387-38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7]引自田百春：《国民党放松对党官监察的历史教训》，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