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和邓小平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种倾向
    当前理论界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相互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另起炉灶”论，即研究邓小平而不谈毛泽东对邓小平理论的启迪与先导作用，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之外另搞一套。二是“早已有之”论，即研究毛泽东而不谈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似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时代早已存在。前者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思想的继承，割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联系；后者抹煞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性飞跃，否认二者在认识上的差异。这两种倾向都将历史作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都不是对毛、邓关系全面准确的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和历史发展，唯有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相互关系作全面的历史的把握，才能看清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全过程，认识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早探索者和探索的倡导者。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他对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某些弊端即敏锐地有所察觉，同时注意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建设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暴露，试图改变建国初期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1955年底，毛泽东就在党的领导核心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紧接着在1957年2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以及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无一不是同苏联作比较，以苏联为鉴戒，是为了在苏联道路之外找到一条更好更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仿效苏联模式转变到走自己的道路，进行新探索的开端，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在毛泽东的示范和推动下，党内掀起了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的新风，在“八大”前后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开新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先河。
    在50年代中期的探索过程中以及60年代前半期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诸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对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提出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存在；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要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提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方面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思想；在中外关系上提出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等等。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思想观点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新时期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材料。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毛泽东的探索精神和正确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指出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同50年代毛泽东的探索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也是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个基本点破题。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将其基本思想准确地表述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在这个“基本结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打开了历史性的新局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深化，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含着毛泽东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正如薄一波所说：“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主席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主席否定了的正确观点。”[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希望找到事实上却没有找到的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者不仅有历史过程的先后衔接，思想观点的前后继承，而且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实践具有无可抹煞的同一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是二者共同的思想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是二者共同的政治方向；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二者共同的探索目标。同时，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是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不可忽视的历史前提。
    三、从毛泽东不成熟的探索到邓小平成功的实践：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50年代中期由毛泽东发起和倡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但是由于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全党上下在探索中取得的正确认识并不深刻，也不牢固，所以当国际局势出现剧烈动荡，国内出现资产阶级右派活动时，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逆转，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偏差。虽然毛泽东本人在50年代中期以后也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直至酿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5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呈现为曲折发展的过程，夹杂着成功和失误的双重变奏，毛泽东最终没有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而将这一历史任务留待后人。
    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时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4]“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5]，“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决定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
    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以后，对于怎样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说：“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7]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通过改革和开放，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取得了毛泽东时代未能达到的新成就。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贡献”[8]。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邓小平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地处理了国际斗争与国内建设、政治斗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中国人民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在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他特别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9]搞好经济建设，“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0]。“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1]在继续巩固国家独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同时牢牢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是邓小平把握国家发展全局的基本着眼点，是改革开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1986年，他提出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针对1989年苏联东欧局势的动荡，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12]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的过程中，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13]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政策摇摆不定的状况相比，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具有鲜明的一贯性和稳定性。邓小平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和关于国家发展整体思路的重新确定，显示出较之于毛泽东时代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熟，是认识上的飞跃。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与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相比具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结局。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毛泽东的探索精神和正确思想的同时，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主要失误，实现了国家发展基本思路的转变，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又展示出发展的阶段性。从毛泽东不成熟的探索到邓小平的成功实践，是统一历史过程的两个发展阶段，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前后继承，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质的飞跃。
    四、全面认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联系
    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不能不付出艰辛的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曾形象地把中国革命比喻为一篇大文章，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上下两篇。其上篇已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写好，其代表作是《新民主主义论》。其下篇，毛泽东等人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揭开了序言，而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完成，其代表作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背景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由两个历史阶段所构成的统一的历史过程。
    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4]这是对毛、邓关系的精辟分析。就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过程而言，研究邓小平而不谈毛泽东的启迪与先导作用，则看不到探索的源头；研究毛泽东而不谈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则看不到探索的结果。研究毛泽东要落脚到邓小平，研究邓小平要追溯到毛泽东，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既看到二者的内在联系，又看到其间的历史性飞跃，作为统一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加以研究。毫无疑义，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薄一波：《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199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8]《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93年第12期。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14]《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