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跃进”的错误，以毛泽东、彭德怀为代表，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纠“左”思想。由于这两种纠“左”思想的纠“左”程度不同，因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分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
    列宁说过这样一句极富哲理的名言：“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①a]
    “大跃进”使人们头脑发热，好像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将降临人间，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②a]但大跃进使社会主义蒙受巨大损失的现实却使人们震惊。最早敏锐地发现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问题的是毛泽东本人。为此，1958年11月到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在所有制问题上，划清两个界限。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着重谈了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反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反对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③a]。尽管这些看法当时没有具体化，但作为一种原则提出来，则是有现实意义的。针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强调两种所有制并存和商品生产及交换的必要性。会上提出的稳定人民公社和集体所有制方针，对整顿人民公社和纠正急于过渡倾向，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针对一平二调“共产风”问题，强调必须纠正平均主义错误，反对剥夺农民。在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这种一平二调三收款，否认价值规则，引起农民的极大恐慌[④a]，是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为此，1959年4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规定向农民退赔。这样，初步解决了平均主义和“共产风”问题。
    第三，针对浮夸风、虚假风及高指标高速度等问题，强调要调查研究，敢讲真话，实事求是。1958年10月28日至12月10日的武昌会议，批评了“共产风”，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根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建议，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针对农业生产中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问题，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党内通信--关于农业的几个问题》，提出必须讲真话，反对假大空话。强调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只考虑现实可能性，搞密植一定要因地制宜。八届七中全会再次决定降低钢、粮、棉等产品的指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会上，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敢讲真话，坚持真理[①b]。此外，毛泽东还亲自实地调查研究，倡导全党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最早发现和首先提出纠正“左”倾问题，但毛泽东主持下的纠“左”很不全面：
    首先，毛泽东的纠“左”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把大跃进的错误作为具体工作中执行政策上的错误来纠正的。他纠“左”是为了将来更大更好地跃进。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表示要承担责任，但是，他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的，认为指导思想并没有错。因而，他一面努力纠“左”，同时一面强调思想上的反右，其结果是既要努力纠正自己发现的错误，又不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虽然降低了一些极高的指标，实际上仍制定了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反对平均主义，但仍保留供给制、食堂等平均主义的产物；虽然放慢过渡速度，但过渡时间仍偏快。
    其次，党内严重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导致的家长制、一言堂，使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纠“左”工作带有极大局限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毛泽东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使党内形成重大问题由他一人决定的局面。个人崇拜导致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受到破坏，使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显然是匆忙提出的，但却又有党的会议集体决定，这不能说不是个人崇拜的结果。因此，当实践证明三面红旗有错误，“要纠正也只能靠他（指毛泽东--引者注）”[②b]，纠正到什么程度也只能靠他，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否则就会受指责或批评。
    其三，除毛泽东之外，当时全党普遍存在着“左”倾错误，这就使毛泽东错误地认为，他的思想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不愿加以彻底纠正。
    其四，纠“左”工作极不平衡。当时的纠“左”仅限于经济方面，而对于有“左”倾错误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不但没有触及，反而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势必影响到经济领域中以至全局上的纠“左”工作。
    二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面对“三面红旗”给全国经济建设带来的严重混乱和破坏，要求党中央全面彻底地纠正“左”倾错误：
    第一，对三面红旗提出疑问。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些”；超过了人民群众接受的程度，“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③b]。对于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认为“‘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④b]。这是一个“左”的东西[⑤b]，“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炕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能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⑥b]。
    第二，主张按照经济规律搞建设。彭德怀指出：“政治挂师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⑦b]张闻天也认为：“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凭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①c]
    第三，主张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等深层原因方面纠“左”。自北戴河会议开始，经济建设上提出的许多无根据的计划与高指标，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重要原因。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状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②c]。因此，要“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目的是“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育。”“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③c]，从思想上根本转变“左”的指导路线和政策，实事求是，把高指标压下来，搞好综合平衡，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才能避免今后重犯“左”的错误。
    第四，倡导在工作中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指出：“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④c]张闻天也认为：“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⑤c]
    第五，工作中产生“左”的错误，还是由于忽视客观规律造成的。他们认为：“客观因素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⑥c]但是“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它估计不足”[⑦c]。“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⑧c]。
    这种纠“左”思想，酝酿于“三面红旗”给全国带来混乱之时，提出于庐山会议之际。1958年10月，彭德怀考察了甘肃、河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陕西等省区，发现了许多问题。在甘肃，大炼钢铁，致使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看到这些，彭德怀心情沉重起来。当他夜间经过河南看到炼钢高炉的火焰在乡间的夜幕里闪耀时，他愤怒了：“不行！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完全不是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个东西了！”[⑨c]对湖南家乡之行，彭德怀总结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⑩c]正是出于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痛陈问题的严重性。
    彭德怀之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写信，提出彻底纠“左”，还有以下原因：（一）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纠“左”，但并没有考虑全面纠“左”，特别是毛泽东在7月10日讲话时，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从全局来说，这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11）c]。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初步解决了。这些是彭德怀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要求彻底纠正“左”倾思想。（二）彭德怀是出于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考虑提出彻底纠“左”的。据载，“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他认为：‘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①d]（三）庐山会议原定于7月15日结束，出席会议的多数人，特别是彭德怀为“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就要结束会议而非常忧虑。“他心情沉重，服用安眠药犹夜深难眠，躺而复起，在卧室内徘徊与思考。”[②d]他认为庐山会议是为纠“左”而召开的，这样草草结束，会议目的没能实现，必须全面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继续反“左”。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所代表的纠“左”思想受到批判，纠“左”工作从此中断。
    三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彭德怀在纠“左”问题上的分歧是明显的，这种分歧通过庐山会议导致严重影响：
    （一）党内阶级斗争论出现
    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对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的“问题不少”一句讲得太深太透。因此，当彭德怀等人的意见突破了毛泽东的纠“左”框架时，毛泽东在理论上把阶级斗争引到党内，错误地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③d]。
    这一阶级斗争存在于党内的论断，错误地将党内的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混为一谈，提出同党内的“民主派”、党的“同路人”决裂。这为“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抛出“革命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都是走资派”谬论提供了依据。这样，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直至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发生。
    （二）新一轮批右开始，宁“左”勿右倾向滋长7月26日，毛泽东在一位党的工作人员向中央反映意见，批评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信上写了一段批语，对当时党内外思想倾向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党内外出现了一种右倾思想，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为此，8月2日至8月16日，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布署反右。
    8月7日，党中央在庐山发出《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委机不可失地开展“反右倾、鼓干劲”运动。9月，中央通知把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的有关决议传达到全党及党外。于是，一场雷厉风行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这是继反右扩大化后的又一次反右。此后，宁“左”勿右，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及实践，这样，越反右人们思想越“左”，直至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教训是沉重的。
    注释：
    ①a《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②a《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③a④a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809、756页。
    ①b《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31页。
    ②b萧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志》，见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③b⑤b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④b《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第5页。
    ⑥b⑦b《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285、286页。
    ①c③c⑤c⑦c《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第14、12、21、15页。
    ②c⑥c⑧c《彭德怀自述》，第284、285页。
    ④c（11）c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56、851页。
    ⑨c⑩c（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求是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230-231页。
    ①d《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602页。
    ②d《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第54页。
    ③d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