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已有50多年了。岁月沧桑，可以抹去战争的硝烟，但永远抹不去人们心灵上的伤痛。对许多人来说，昔日战场上的炮火硝烟，仍然历历在目；731荒原城堡和德国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仍回响在耳边；南京大屠杀中30万无辜平民的冤魂仍在哀号……这场战争给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德国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作为屠杀数千万人而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国家，是怎样看待二战这部血淋淋的侵略史的呢？事实上，德国和日本，虽同作为二战发动者，却对二战侵略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可嘉可信；一个百般歪曲，不思悔改，可悲可恨。
    一、德、日两国政府的不同态度
    1.关于战争性质
    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历届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消除德国纳粹主义污点，一直在明确无误和真心实意地为当年的受害者--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人民表示歉意和悔恨。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指出：“二战以来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德国应该为发动了那场世界大战和制造那场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承担主要责任。”[1]尤其是西德前总统魏茨泽克和现任总理科尔在正视历史、反省历史的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1985年5月8日，德国战败40周年纪念日上，西德总统冯·魏茨泽克在他的引起轰动的讲话中，不仅深刻地反省历史，向德国近邻国家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悔恨，而且主动否定战争，同那场战争彻底决裂：“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了。”[2]尽管总统的这一观点遭到极端保守派的猛烈批评，但这一观点很快成为官方的观点并写入了教科书。
    不仅如此，前年和去年举行的奥斯威辛解放50周年及华沙暴动纪念活动，德国总统都参加了。美、英、法、俄四大战胜国分别举行的庆祝二战胜利50周年仪式，德国政府领导人也都参加了。尽管参加这样的仪式令人难堪，但他们并不逃避现实[3]。
    所有这些表明，德国政府在对二战性质的认识上立场正确，态度鲜明，认识深刻，因此“人们现在很难再挑剔德国没在尽力消除纳粹主义的污点”[4]了。
    日本则相反。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历届政府总是这样或那样变着法儿掩盖战争的真相，愚弄国民，推卸责任，把“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的战争。把“亚洲殖民化”说成“大东亚共荣”。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表现，是对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极大污辱”[5]。
    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政府内阁官员甚至首相，“一再失言”，时不时跳出来，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翻案。如1989年2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竟然声称：“有人说过去的战争是偶然发生的，也有人说是自卫。是不是侵略战争的问题应由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评介。”身为一国首相，如此认识历史，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从中曾根康弘执政以来，日本政局动荡，政权更变频繁。但历任阁僚对二战的态度则是相同的，尽管他们也一直讲“反省”，说“遗憾”，但却一再“失言”、“失态”，不敢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
    2.“世界第一部反法西斯意识形态法律”的出台与日本“不战决议”的难产
    德国：世界第一部反新纳粹意识形态法律出台。
    一段时期以来，德国一些新纳粹组织诡称在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事实是捏造的，妄图翻历史铁案。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头目那里也可听到类似的喧嚣。法国极右的国民阵线头目勒庞就公开否定纳粹集中营存在“焚尸炉”；一些所谓“修正史学家”也就此大作文章，甚至以无聊的数字演算，“论证”纳粹“不可能在几年之内，杀害600万犹太人”[6]。在德国，也有人以“修正历史学家”自居，如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霍尔特为给纳粹翻案，不惜篡改历史事实，挑起了轰动德国政坛的“历史学家大战”，企图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
    德国政府针对日益猖獗的新纳粹分子的倒行逆施，于1994年5月13日提出一项法案，把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言论列为一种犯罪行为。凡犯此罪者，将被判处3～5年徒刑。两天后，德国司法部又进一步把煽动排外情绪、涂写字标志和行纳粹礼的行为定为犯罪。这项法律成为德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鲜明地反对新纳粹意识形态法律。“在欧洲极右势力猖獗的今天，这是一项极适时之举”，“它表明了德国人民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彻底埋葬纳粹主义的决心”[7]。
    日本：《不战决议》“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之际，迫于国内外压力，日本政府准备通过一项“不战决议”。然而，围绕着要不要通过“不战决议”，要不要对二战期间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刻反省，日本朝野各种势力争论不休。
    “不战决议”是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现众议院议长士井多贺子所倡议推动的。一度沦为在野的自民党为争取社会党合组政府，助它重返政权中枢，曾与社会党、新党魁党在1994年6月组建联合内阁的政策协议中同意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通过一项国会决议即不战决议，对过去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并表明日本未来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极右势力的抬头，社会党的变质，三党在不战决议有关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日本朝野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各类人物和势力纷纷登台亮相。自民党右派反对分子拥立桥本龙大郎为顾问，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为会长，拉拢160多位国会议员于1995年1月底组成一个所谓“终战（注：顽固分子不承认日本打败仗，只说战争结束）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他们公然声称：“战争问题已在外交上解决。如果重新在国会表决这项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给后世留下历史祸根”的议案是不可容忍的[8]，他们公开宣称反对“国会通过谢罪的不战决议”。
    在极右势力的阻挠下，原来准备在村山富市5月初访华前通过“不战决议”的计划落空。几经反复，直到6月9日晚，日本三政党向国会提交的决议案才在众议院勉强通过。
    纵观决议内容，该决议的通过，实质上是三党为维护政局的联合，相互妥协的产物。这个决议虽然写入了“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但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日本反省过去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对此，韩国报界指出，日本国会决议只是承认了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事实，缺少反省的诚意；美国《纽约时报》也指出，从决议的协商过程难以看出日本谢罪的诚意，难以让亚洲邻国人民对日本放心。
    其实，“不战决议”本身并不是医治那场战争创伤的灵丹妙药。今天虽然终于通过了这个决议，但如果不是发乎内心深处的深刻悔罪诚意，而仅仅是为了欺骗视听，甚至别有用心的话，那么这一纸决议，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一纸决议，模糊的语言，闪烁的措辞，并不能取信于世界人民，也不能更好地教育国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极右势力特别是军国主义的复活，避免悲剧的重演。
    所以日本五大报对国会通过战后50年决议持否定态度。如《朝日新闻》发表题为《给自己抹黑的决议》的社论：“可耻，可悲，令人难以容忍。这样的形容词无论用多少，都觉得不够味……人们甚至说，执政党和在野党，在这样的重要时刻如果不表现出良知，那么参议院不必通过决议了。”[9]《东京新闻》评述说：“这次机会却再次突出了联合执政党历史观的不一致和政治上的堕落。”[10]
    我们看到，当德国政府和人民在彻底同过去决裂，并通过专门法律防止法西斯主义复活的时候，日本政府却试图借50年决议为日本“来一个法律翻案动作，为日本被判作‘战犯’的法律进行翻案，也即企图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从法律上开脱责任。”[11]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和德国在对待二战的认识上有明显的反差。
    不仅如此，这种态度反差还表现在行动上。西德领导人如已故总理勃兰特，前总统魏次泽克等除经常公开道歉外，还坚持向纳粹暴行的受害者赔偿损失。德国在前年8月宣布了追加赔偿计划，目前正在执行。迄今为止，“已经支付了950亿马克（约675亿美元），而计划赔偿的总额为1220亿马克左右（约866亿美元）”[1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承担战争责任方面的种种令人愤慨作呕的拙劣表演，除了上文所述的种种荒谬言论外，在行动上，更是顽固抵赖，裹足不前。日本根据一系列赔偿协议，到目前为止总共才向11个国家赔偿60亿美元，而且不打算再赔偿了。[13]目前，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出台的唯一新建议是设立一项帮助“慰安妇”的特别基金。但是，日本政府却拒绝以国家名义给予赔偿，仅仅谋求私人捐款来为该基金集资。这不仅是对广大受害者极大的人格侮辱，而且更加暴露了日本政府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险恶企图。
    3.历史教科书问题
    德国：回避--掩盖--彻底揭露历史
    日本：掩盖--抹杀--篡改歪曲历史
    历史教科书是专门编写的用于教育国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正确了解、认识历史，汲取教训的工具书。历史教科书本身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乃至几代人对本国和世界历史的科学认识。作为二战的挑起者，德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究竟是通过教科书晓谕和启迪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尊重历史，如实认识和了解历史，走和平道路，还是蓄意篡改历史，误导后人，重蹈军国主义侵略的老路？我们从历史教科书本身的演变可以得出这一答案：德国历史教科书对二战历史的态度有一个由回避、掩饰到逐渐尊重、彻底清算的变化过程。
    50年代，西德的历史教科书是不诚实的，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纳粹战犯问题，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则绝口不提，相反却用一段话来“揭露”“俄国人（在反侵略战争中）屠杀平民”，企图以此证明纳粹杀人的合理性。60年代，态度稍加改进，但仍用大量篇幅为纳粹集中营罪行这个“烂疮”辩解遮掩。70年代，教科书对于纳粹时期发生的罪行细节，已经透露了较多的内容。80年代，对这些问题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直到90年代，德国教科书才开始提出一些最难回答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现今的教学材料表明，“无论对学生还是教师，都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即鼓励学生勇敢探究过去的历史，鼓励教师应该使学生产生历史责任感，但又不要把个人负疚的复杂感情强加给他们”[14]。
    1991年，联邦政府教育监督机构要求将国家社会党作为中学“全面讨论”的对象。并且让学生永远记住大屠杀事件。这在“德国中学现今使用的标准历史教科书的第6章”得到充分的说明。正如历史课教师海因茨·维尔姆斯从95年1月以来，“一直谆谆教导他的10年级班上16岁的孩子们要正视某些比校园秩序更重要的事，比如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至大屠杀之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15]。维尔姆斯说：“德国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上这一课，不许有人说不知道。”[16]老师向学生们着重讲解了：“为什么不能让过去的历史在那些终有一天会掌握欧洲经济、政治大权的人身上重演。”[17]
    与德国相反，50年来，日本政府处处想方设法在历史的记录中，把“侵略事实”加以混淆，甚至抹杀。这种公然歪曲历史、抹杀历史的态度，在“教科书诉讼”案中充分暴露出来。
    1965年，当日本文部省不允许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的历史课本出版时，家永三郎控告文部省也间接控告日本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由此揭开了“持续长达30年”之久的“教科书诉讼案”的序幕。家永三郎，1913年生，就在他出生前3年即1910年8月，日本公布“并吞条约”，并吞了朝鲜。当他24岁时即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芦沟桥事变”，12月13日，日军铁蹄踏破南京石头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持续长达6周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中国人遇难。当他32岁即1945年8月6日、9日，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本土广岛、长崎上空腾起两朵蘑菇云。这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本想通过教科书把他亲身经历的充满创伤的时代的历史告诉后辈们。不料，在文部省审查中，他被迫两次修改其《中学历史》教科书稿本内容及表达方式。比如，文部省指示取消这样的话：“占领南京后，日军立即屠杀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之为‘南京屠杀’。”[18]而用下列文字取代之：“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出现的大混乱中死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19]。为此，家永教授1964年向东京都法院提起诉讼。杉木法官基本上支持了原告，指出：“国家插手教育内容是根本不能容许的。”[20]。但文部省不服判决，上诉最高法院。1974年7月，高津法官驳回东京都法院判决，改判文部省审查合法，家永败诉。从而使教科书审定问题陷入扑朔迷离的复杂境地。1984年1月，家永三郎教授再次提起诉讼，控告政府“强迫他修改有关日本侵华内容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审定行为“违反宪法”，要求国家赔偿2000万日元。1989年10月3日，东京都地方法院就此案再作判决，声称对“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的审定合法。此案审判长加腾正夫指出：“不能说（审定）是侵犯学问和措词的自由，这是符合宪法的。”[21]这一判决再次支持了最高法院判决和文部省。
    此判决和80年代以来文部省的所作所为在亚洲其他各国及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学界对此提出了极为激烈的批判。如森村诚一指出：“判决支持了国家的如下态度：在教科书中不刊登对战争的反省和日本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这种判决是错误的。对国际社会来说，这是非常耻辱的。”[22]直到1993年11月，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东京高等裁判所作出裁决：“政府滥用职权应赔偿家永2700美元。”[23]至此，一场持续长达30年之久、几起几落的“教科书诉讼案”终算有了“说法”。
    二、实质及原因
    德国和日本国内都存在着少数政客和右翼势力掀起的“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的思潮。其实质就是企图把本国人民再次引入误区，重新走上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侵略的老路。所不同的是，在德国，政府和人民勇于同过去彻底决裂，从社会舆论到法律法规以及青年一代的历史教育等诸方面，政府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铲除了新纳粹主义重新抬头的土壤；在日本，政府态度暧昧，听之任之，甚至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复活进行招魂。说到底，日本政府不愿同过去侵略的历史彻底决裂，更不愿为此向受害者低头谢罪。为什么在对待二战罪行的态度上两国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和认识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