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笔者拟对此进行概略探讨。
    一、政治方面的准备
    大体说来，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方面的抗战准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通过多种渠道沟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长时间的国内战争，国共两党结冤甚深。如何消除隔阂，改变敌对状态，实现国内的团结和统一，一致对外，为此，共产党作了不懈的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而国民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也花费了一定的精力，做了一定的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蒋介石认为剿共已初告成功，初步完成了“安内”部署。从1935年秋冬开始，蒋介石便着手以政治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以达解散或收编红军的目的。为改善与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大致通过以下几种渠道寻找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1）1935年11月，在蒋介石指派下，由陈立夫主持、谌小岑出面，通过翦伯赞和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联系。周小舟按照北方局的指示，于次年1月亲自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谈判。（2）同年11月底，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与上海中共代表张子华取得联系，此后，张子华数次来往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而奔走。（3）希望苏联政府出面促进国共两党团结合作。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国共）达到团结，我将感到高兴。”一个多月之后，蒋介石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①]（4）1935年12月，蒋介石指示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派人回国牵线搭桥，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5）1935年底，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到达陕北，转达南京方面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奠定了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和合作抗日的基础。
    总的看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继续以军事围攻红军的政策，但已改变了过去坚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沟通关系，这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二）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的方法唤起国民觉悟。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反蒋声浪不断高涨。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于1934年春天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之久，而最初的3年（从1934年到1937年）是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最为认真和努力的时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之发展成为一场遍布全国城乡的社会运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准，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开展起来。运动中又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为追求目标。蒋介石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②]他希望通过新生活运动来激发中国人的思想觉悟和民族意识，摆脱“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以达到复兴民族、建设新国家的目的。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新生活运动也日益与抗日救亡联系起来，并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民军训等抗战准备工作紧密配合。1935年11月，为增强国力，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使经济建设速见成效，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行，相辅相行”。[③]又讲“实行国民劳动服务，是从事于国民经济建设一个最急要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贫穷，没有充分的财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只要我们全国同胞能竭尽所能来劳动，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国利民自救救国的新建设事业”。[④]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地纷纷借助新生活运动，组织新生活劳动服务团，服务于地方建设事业。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巧妙结合，不仅使国民经济建设速见成效，对国民也是较好的战前动员方式。
    南京国民政府还借助新生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表示其提倡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当时不仅在全国大多省份以及一些铁路干线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国民军训，甚至连中、小学生也组织起童子军，施以军事训练，并取得显着成效。这种与新生活运动紧密结合的国民军训，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是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两项重要的抗战准备工作，这两项工作与新生活运动有机地融为一体，产生了相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直接服务于后来的抗日战争。虽然它有服务于国民党“安内”政策的一面，但也为全民族进入抗日战争奠定了心理基础。
    二、军事方面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和不堪一击的国防，国民党军政要员连连向政府呼吁“巩固国防，长期抗战”[⑤]。在内外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便逐步着手从军事上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一）筹划、整建江海防要塞。
    从1932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制定国防计划大纲。同年12月成立了军委会城塞组，具体负责修建各要塞及国防工事。但在1935年之前仅对要塞作了一些修整，国防计划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急令“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修”；次年3月18日，蒋介石又令检查各地国防工事修筑情况。[⑥]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区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⑦]要塞的整建，加强了国防防御能力。
    （二）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
    为便于构筑防御工事，1934年3月，蒋介石在批示本年度国防计划大纲时，将全国划为10个国防区，并规定：“各区陆军应努力侦察本区内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必要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完成作战之种种准备”。[⑧]《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进一步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4个大区，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立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一个总预备军指挥部。在这一基础上，军委会又将全国划为5个战区，进一步完善了战区的划分。
    防御工事的大规模沟筑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一·二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在江浙、山东、冀察、晋绥、河南、广东、福建、广西8个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并确定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⑨]，分期分区进行。计划制定之后，即进行了零星构筑，但进展十分缓慢。至抗战爆发前夕，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约计构筑工事3342座[⑩]。这些工事有些较为坚固，有些因人力、物力、经费之短绌，未能全按预定计划实施，质量较差，难以承受日军重武器的反复轰击。
    （三）整编军队，扩充军备。
    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制度一直比较混乱，装备也相当陈旧，军队之间矛盾重重，不能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1934年底，蒋介石着于制定整军计划，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暂定3至4年编练完成。在整编陆军的同时，对特种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整编之后的军队，都统一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军队派系众多，编制混乱，武器种类混杂，训练、管理杂乱无章的状况。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扩建了空军和海军。又整修了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兵工厂，使部队装备有所改观，为迎击日军的进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