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带有全局性失误的经济建设运动。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虽然这段历史过去了30多年，它的失误也早已纠正，然而，“大跃进”在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因此，为避免重蹈复辙，从社会政治思潮的角度，考察“大跃进”运动前后中国产生的主要社会思潮，则显得十分必要。
    一、以探索“走自己的路”为目的的反思苏联经验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逝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斯大林时代”宣告结束，苏联开始了逐步纠正斯大林时期错误的工作。3月27日，斯大林时期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被释放；4月4日，斯大林曾亲自部署的“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集团案”被平反；6月10日，苏共《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7月，贝利亚被除掉并开除其党籍，为屈死者恢复名誉的工作随后陆续展开。1955年6月，赫鲁晓夫主动与布尔加宁率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共过去对南共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揭露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和对他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苏联国内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这一系列变化，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都十分关注，1955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开后，西方国家大作文章，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结果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在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同时，也认为斯大林犯了一些重大错误，肯定苏共二十大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斗争的积极作用，但又明确提出对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向国内外公开表明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以此为契机，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以总结建国几年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反思苏联教训的社会政治思潮。
    这一思潮兴起首先表现在党由单纯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扩大到“以苏为鉴”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
    1955年12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省市负责人会议上，传达和部署了将于1956年下半年举行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为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要重点检查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当时刘少奇听取各部委汇报的日程安排这个重点十分明显。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调查的成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内容也深刻地表明重点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事实。然而仅隔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的第二次调查则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这次调查的结果--《论十大关系》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总结经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其次，这次思潮的兴起还表现在对斯大林问题和苏联模式的弊端由少数领导人的简单认识发展到全国各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国初期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都离不开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等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的失误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部分错误都有所认识，至少认为斯大林不是绝对正确。建国初期，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对苏联模式的种种消极作用已有所觉察，但这些认识都处于一种简单的感性认识阶段，还没有形成较系统的理论认识，在全党全国的影响也不大。
    然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暴露了斯大林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许多严重错误，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问题和苏联模式开始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从4月25日毛泽东第一次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到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再到最后的整理印发全党，都充分体现出“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对苏联经验反思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以此为标志，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从理论上认识苏联经验，反思苏联教训的思想高潮。大批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思想理论界探讨问题的空气也甚为活跃”，[②]使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如周恩来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观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分析；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李富春提出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董必武关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张等，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模式深刻认识和对斯大林个人专断经验总结的痕迹。科学文化界对苏联学术批评中的粗暴作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危害也开始反思。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关系问题的大论战，是对斯大林把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相对立观点的挑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在这股思潮影响下，党中央正确认识国情，科学总结苏联经验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因此，笔者认为，八大前后，我国存在着一种反思苏联经验教训的社会思潮。它是从党中央关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的变化开始，各级领导干部和学术界人士普遍参与，直接影响党中央政策的一股反思苏联经验教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潮流。这反映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建设美好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和对苏联建设中出现重大失误的警惕心理。事实上，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我们党形成了许多今天看来对社会主义建设仍十分有益的认识和见解，但遗憾的是这些从总结别人教训而得来的认识，我们自己没有深刻的体会，缺乏实践中执行的自觉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思潮的降温，原来的正确认识就很轻易地被一些错误认识所代替，这也是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没有坚持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以反对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内容的极端民主化思潮
        1956年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国内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见显现和突出。个别地方和单位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其他原因，发生了少数罢工、罢课和少数合作社社员闹事等现象。此时国际上继苏二十大暴露斯大林问题之后，1956年夏秋，又接连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欧美各国掀起了一场反共的世界性风潮。这种形势下，为了改进我们党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中出现的新问题，经过党中央多次酝酿，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式在全党开始了旨在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与此同时，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民主化思潮也借机悄然兴起。
    在整风初期，中共中央为了改正党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虚心听取各界的批评和意见。期间，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13次，统战部与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25次，每次座谈会内容都整理见报。《光明日报》编辑部也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并报道其发言内容。从总体上看，各界人士的大部分发言是正确的，但确实又有极少数人借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进攻，散布极端民主化言论，其主要观点有：
    第一，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有人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认为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还有人公开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认为“一党执政有害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这充分表现出少数人反对共产党执政的态度和愿望，从而提出“政治设计院”等主张。
    第二，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人十分明确地讲“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
    第三，全盘否定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当时有人认为“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失败的居多，“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他们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主张反官僚主义、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
    由于座谈会对内容是公开报道的，所以，这些言论一出就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使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人思想陷入混乱，一时间社会的气氛相当紧张。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情况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③]笔者认为，这股以反对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内容的思潮，是在国际上反苏反共逆流影响下，国内各界总结苏联经验，寻找自己道路探索中出现的一个错误的思想漩涡。一方面，它折射出在斯大林犯有严重错误被批露的背景下，面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困难，民主党派以及文化、教育、科技、工商等领域的少数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信心不足，对中国政治制度建设普遍关心和担忧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对极端民主化的向往。这股思潮的兴起，其直接结果是引起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而它的影响则是一种“大鸣大放”的思想意识开始在新中国发芽，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产生很大消极影响。直到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里，一旦有适合的气候，这种“大民主”的思想和意识仍有可能抬头。
    三、以多、快为主要特征的反保守思潮与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反冒进思潮的兴起（一）从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到反保守思潮
    1955年1月初，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向党中央报告发展合作社计划的执行情况时，建议中央一方面要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章程，明确规定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要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邓子恢的这两项建议，很快经政治局讨论被采纳，并于1月10日由刘少奇签发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强调宣传自愿原则。
    根据通知精神，中央农村工作部于3月25日向问题突出的浙江省委用电报发出经邓子恢、谭震林及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认真研究过的《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指导浙江省工作，结果到6月底，浙江省压缩1.5万个生产合作社。
    对于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这些措施，起初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反对，但当他觉察到浙江收缩合作社问题后，5月初曾向邓子恢提醒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放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这初步表明毛泽东对浙江整社问题与邓子恢有认识上的分歧。
    6月14日，邓子恢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上，作了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提出到1956年秋收前全国达到一百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控制指标，重申在合作社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同月下旬，毛泽东外出考察归来，约邓子恢谈话，提出下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应增加到130万个左右，新区应大发展，老区应再发展。邓子恢则坚持100万个的计划，而且认为现在新区只能小发展或适当发展，先慢后快，老区应停一年再说。这样双方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争论。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谭震林和陈伯达，重申他的主张，并比较严厉的批评邓子恢等人，但邓子恢仍坚持自己的意见。31日，毛泽东在向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的报告中批评浙江省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错误的，并进一步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都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④]
    此后，毛泽东多次起草中央给各地的报告批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并在8月31日安徽省委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10月上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会上的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等等。11月中下旬，中央批判对资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从而使反保守思想进一步升温。反保守也由最初的领导人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种意见，发展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社会思潮。
    这股社会思潮兴起的主要表现是一批不符合实际的计划和预算指标产生。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中就出现了一股层层提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当年底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讲道：“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1956年1月14日，在国家计委向中央、国务院的汇总报告中，修改1955年北戴河汇报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将1967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有些部门还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改为1962年实现。15日，我驻苏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受中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我“二五”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基本任务和计划草案的主要指标时，通报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为4675亿元，比北戴河汇报时的汇总数字提高了43.1%，棉花指标改成1.2亿担，比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指标提高6400万担，比前一天国家计委汇总的数字增加2000万担。25日，国务院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又新增加了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7至12年内基本消灭普遍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灾害等不切实际的计划。这都是当时各界人士反对保守，急躁冒进思想的集中表现。
    反保守思潮的兴起，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形成1956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冒进。而这股思潮的发展和延续，则为“多、快、好、省”总路线的制定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
    （二）从国家领导人防止冒进的措施到反冒进思潮受反保守思潮影响而产生的过高过急的计划和预算指标，引起了周恩来等当时直接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根据实际需要，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冒进。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实事求是的计划。30日，周恩来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应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6日，周恩来和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原则。4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正式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中进一步明确要求，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这是一个总方针。当月的《人民日报》先发表社论，肯定在1956年国家预算中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随后又在头版头条的显着位置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中央的这种态度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冒进问题的注意和重视，最初中央领导人防止冒进的个别措施也发展到向全党提出反冒进口号，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和《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为标志，一股反冒进的社会思潮在全国兴起。
    这股思潮的兴起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反冒进已成部分领导人的共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不仅是周恩来、李先念等几位直接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强调反冒进，而且其他部门和地方上的一些同志也认识到反冒进问题，实事求是的意识增强。如谭余保代表在大会发言中谈到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情况时说，前一段的生产中发生过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生产计划不够切实，不够全面”，并强调他们已经发动群众算生产帐和收入帐，修订和补充生产计划。[⑤]乌兰夫在会上谈到民族地区农业改造问题时，主张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实事求是，反对主观冒进。[⑥]
    第二，此后一段时间里，反冒进成为中央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被许多人所接受。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实际上为中央反冒进形成一种良好的气氛。从7月开始，周恩来以主要精力关注和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起草工作。他反复强调，要贯彻积极稳妥的方针，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要注意综合平衡，要降低过去确定的不切实际的指标。经过努力，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泽东所采纳。1956年9月，党中央和周恩来向八大提出了实事求是、稳妥可靠的《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个计划（1958年至1962年）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并得到通过和批准。随后不久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提出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957年1月，陈云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重要讲话。这都表明，反冒进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当时得到许多人的认可。
    反冒进思潮从1956年初到1957年初逐步形成发展起来，它代表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积极的思想成果。而反保守思潮与之相对立，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这两股思潮在当时一段时间里，并存于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二者互相斗争，互相作用，直接影响着党的方针政策和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党的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是这两股思潮在党内斗争互相妥协的产物。而八大以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错误指责和批判，又助长了反保守思潮，使其进一步发展、泛滥，最终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跃进”前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这样四种政治思潮，它们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中既有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满腔热情，又有极少数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信心不足和不满的情绪。而经历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广大党员、干部，既有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一面，又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准备不足，急于求成的一面。这些思潮都是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在人们心理上的不同反映。科学认识和总结这一时期思想领域斗争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捕捉群众情绪信号，及时引导各种社会心理，形成良好的心理积淀，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思潮，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1页，第345页，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⑥《人民日报》1956年6月21日、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