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除战略上的考虑外，美国的不承认政策又是同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向右转的趋势息息相关的。40年代后期，冷战的气氛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浓，30年代“新政”时代的种种自由主义空气逐步为右翼保守势力的抬头而取代。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帮”的有影响的政坛人物和民间势力，不顾国民党政权已在中国内战中无可换回的失败事实，发出了继续向蒋介石提供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的叫喊。这些有影响的人物遍布美国朝野。他们之中，包括参议员威廉·诺兰德、克纳斯·韦瑞、亚历山大·史密斯和帕特·麦卡伦等人；也有中国问题专家乔治·泰勒、前飞虎首领陈纳德将军；还有着名的出版家享利·卢斯、着名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兄弟，等等。这帮人大都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出现，严厉指责艾奇逊的国务院使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相脱勾的政策，甚至提出“国民党的失败是国务院背叛行径的结果”的指控。1949年4月，参议员斯特拉斯·布雷奇斯在抨击艾奇逊“出卖”蒋介石的同时，又要求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调查。尔后，“中国帮的喧嚣又与参议员麦卡锡关于国务院内部存在着“广泛的共产主义的阴谋渗透”的指控遥相呼应，更加对美国当权派对华政策的调整产生了极大的牵制。
    应该说，即使是在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冷战最为严峻的日子里，上述右翼保守主义倾向亦未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主流。但问题在于，当时他们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股超越党派、不可忽视的力量。对美国华府来说，任何新的对华政策的出台，哪怕是作出重大调整的尝试，都不能不考虑“中国帮”的掣肘。因而，美国决策者并不准备为与新中国建立关系作出较大的政策变化。
    最后，美国在对待新中国的态度问题上，还受到在远东维护所谓“美国信誉”的种种考虑的制约。这一时期处于决策地位的华府官员们，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那段风云突变的日子。他们曾目睹法西斯德国利用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逐步将欧洲与世界引向世界大战。“慕尼黑”的阴谋和教训是这一代美国决策者无论如何不会忘却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这种感受搬到冷战时代，并把它运用到抵制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威胁”的实践中。他们甚至普遍相信，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国家对希特勒一再让步最后导致战争一样，如果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扩张威胁”不作针锋相对的对抗。那么现存的国际秩序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而美国的利益亦将受到致命的威胁。40年代末，美国人传统的自我优越感又与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责任感”结合起来。这时，美国决策者深信：为了维护美国在战后世界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应当利用一切机会与手段使国际舞台的其他行为者--不论他们是朋友或是敌人--了解美国履行其“国际义务”的信念。在中国问题上，这种信念使得美国决策者在同新中国这一革命国家打交道时受到了又一重大限制；同时，办使得美国决策者更易于对国民党政权这一美国的“老朋友”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
    三、会谈中的对抗
    中美两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全面对抗，还可以从双边最重要的直接接触者黄华与司徒雷登的会谈中表现出来。
    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占领南京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经国务院批准留驻南京。就司徒雷登本人而言，他自以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亦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友好发展。他还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护美国在华的既得利益，而且将在他本人与中共领导人之间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甚至设想，自己在可能对中共领导人施加某种影响。从1949年初起，司徒雷登就一再请求艾奇逊批准他在适当的时机同中共领导人会晤，就美国对华政策作出解释，并使中共相信同美国合作是有利的。4月16日，艾奇逊授权司徒雷登同中共领导人接触，但同时又提醒他要“尽可能小地不将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和接触的实质内容透露给公众。”
    作为对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一事的直接反应就是周恩来派前燕京大学学生、同司徒雷登有师生之谊的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外，还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从5月初起，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双方在交谈中涉及了从政策原则到具体事务等一系列问题。然而，从政策原则的层次来看，双方一开始就表现出缺乏共同的政治语言，更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司徒雷登一再强调美在华利益的合法性，并企图说明中共“应表现出愿意并有能力承担中国的国际义务”，实际上就是要中共改变其革命的行为方式。黄华则一再强调，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并发展关系的前提条件，是美国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并以实际行动“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黄华还指出，两国之间的一切关系，包括经济与文化交往，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进行。这实际上是要求美国在建立关系方面走出第一步。尽管会谈陷入了僵局，中共领导人认为，只能通过非官方渠道接待司徒雷登，并利用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的习惯，由燕大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他。
    于6月15日，毛泽东对新政协筹备会议讲话时就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作了如下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许多中美关系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表明，中共此刻是愿意同美国建立关系的。然而，在这一声明中值得注意的，不仅是他使用了“任何外国政府”这一措词，更提出建交的先决条件。因此，与其说这一声明所转达的是中国愿意同美国建立关系的信息，毋宁说它是以更为清晰的语言强调了中国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坚持自己原则的决心。如果说，这一声明确实是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那么，他的潜台词仍然是，除非美国与自己过去的对华政策彻底告别，否则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关系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此时此刻，美国决策者无意为与新中国建交作出这样的政策变化，他们对于中共的猜忌和敌意也并未随司徒雷登-黄华的谈判而有任何消退。这种消极的态度可以从华府对于司徒雷登北平之行计划的反应中表现出来。根据杜鲁门等人的判断，司徒雷登所提议的北平之行必定会引起国会与舆论界亲国民党的势力对于华府的猛烈攻击。同时，他们亦担心“共产党人将从这一访问尽可能地捞取资本”，而美国则可能失去同中共领导人打交道的一个强有力的筹码。因此，杜鲁门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流产只不过被看作是美国敌视中国的又一证明，在司徒雷登放弃北平之行的同时，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了着名的“一边倒”的声明，明确宣布新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时，中共领导人更为坚信，即使他们愿意争取美国的承认，但要美国早日承认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实现新中国总体外交设计的一个关键步骤，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此行的基本目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在中苏之间建立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战略合作同盟。这里所谓的“好吃”，应是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有实质性的作用；而所谓“好看”，则是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有足够的震慑性影响。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这既标志着中苏战略合作的大推进，也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前景更为暗谈。至少，美国试图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而促成中苏离心倾向的外交设计走到了美国决策者愿望的反面。而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影响来看，当美苏两大国已陷入尖锐对峙的时候，新中国实现同苏联的全面结盟，必将造成亚洲乃至全世界均势结构向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变化，并使美国穷于应付。
    在此情况下，艾奇逊正式命令撤回美国仍留滞在中国的全部外交人员，中美再不存在任何直接接触的渠道。美国在短期内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在事实上消失，中美关系则在继续恶化，并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一个中美全面对抗的时代开始了。
    在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中，人们很容易对中共的决策环境与政策选择表示理解和同情。无论怎样，不是新中国不愿意承认美国，而是美国不愿意承认新中国。当中共决心以自己的革命的对外政策原则向旧的国际关系准则与规范提出挑战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共领导人不仅在自己认为属于原则的问题上从来拒绝妥协，并认为自己所信奉的原则应该取代现行的国际关系准则。那段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没有表现出灵活性。美国的决策者没有通过对手的环境去理解对手，并以此对自己的政策原则进行调整，做出妥协。那时间中美对抗典型地表现一个充满自信的东方革命大国和一个自以为负有世界性责任的西方大国在国际交往中相互沟通的困难性，因而，中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只有对抗而没有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