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即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斗争格局。出于不同的政治战略，他们在对待中国革命及国共关系上的立场、态度也根本不同，并不断地影响着国共关系的演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与苏联，从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独立斗争的政治战略出发，积极帮助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而帝国主义则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蓄意分化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出现了严重失误，给中共带来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更因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与斗争日益加剧，结果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十年严重武装对峙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扶持和援助下，不断强化其法西斯专制统治，并对共产党展开了各个领域的残酷“围剿”。而共产党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受共产国际与苏联的错误影响，曾过多地强调两个政权的截然对立，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中国抗口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国际阵线开始了重新的组合。这就给国共两党的政治角逐增添了外部的复杂因素。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及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出发，对国共双方开始时推行一条“扶蒋联共”的“弹性”对华政策，以图让中国拖住日本的主要力量。而苏联尤其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免遭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危险，也极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其对中国情况的错误估计，却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蒋介石身上。抗战后期，美国为了在战后控制中国，遏制苏联，又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这就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战后，国际阵线发生了重大的重组，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开始建立起来。美苏两国由大战中的盟友逐渐变成战后全球战略的对手，均相应地调整了对华政策，从而影响、制约着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美国为在远东遏制苏联，极图扶持一个强大、巩固和统一的亲美的中国政府，以使中国成为亚洲和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在美国看来，中共力量的发展无异于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展”。为此，美国一方面极力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又以“调处”国共关系为幌子，企图诱迫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调处”失败后，即全力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苏联则采取“扶蒋抑共”的对华政策，一方面高度警惕着美国对远东的渗透，并试图在中国培植一个对苏友好的中立政府，遂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又不愿过多去刺激美国，以维持“雅尔塔体系”，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保持自己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苏联这种民族利己主义策略势必影响到其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即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更因对中国情况的错误估计，苏联更加坚定其“扶蒋抑共”政策。但为了遏制美国在远东的渗透与抢运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大批物资财产，苏联亦曾对中共争夺东北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援助。苏联的这种政策和态度，使美蒋有恃无恐，并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制造国共分裂增加了政治砝码，这不啻是助长了蒋介石内战、独裁的反动气焰。可见，国际关系的变动和国际阵线的重组，严重影响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规模、烈度。
    三
    在中国政局演换过程中，国共两党是起主要支配作用的两大政党，是影响中国政局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两党的政争，曾使中国政局急剧变动、转换。国共两党间关系色彩的浓淡、情感的亲疏、互动力的强弱，决定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底色、四季的温差、螺旋的走向，而且还深深影响着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命运，并进一步影响到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⑥]。未几，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又指出：“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⑦]。亦即是说，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对立、荣辱与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国政局的形成、演进，并且国共两党政争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变动、转换。
    国共两党之所以起着决定作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原因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理论上讲，主要是与旧中国的阶级状况、阶级形态密切联系的。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和革命状况均呈现出十分特殊和复杂的特点。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阶级状况，决定着这一社会中各党派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出异常强劲的政治力量，而中间阶级、阶层政治力量则显得十分软弱，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会随着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力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而发生政治分野。因而，中间阶级、阶层就不足以左右中国政局，决定中国的命运。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出于自身的阶级特点、状况及势力，无论是联合还是对立，都足以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实践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其次，国共两党组织较为严密、强固。国共两党由于性质的不同和阶级利益的差别，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信仰、政治主张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以此作为全党的行动准则和行为规范。在斗争中，两党都建立了健全的组织系统，并实行垂直领导，以求上下级组织间的统一，保证各自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切实地贯彻实施。同时，双方党员数量众多，遍布社会各个领域。虽然国共两党各自的实际地位和相互关系不时发生变动，但二者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格局中的最大的两大政党地位。所有这一切在中国政局演换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次，国共两党在不同范围内均处于执政地位及社会影响都较大。国民党曾是人们一面熟悉的旗帜，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在20年代后期以来，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直掌握着全国性政权，并对外代表中国政府，发挥着其他任何政党所不能发挥的权力作用。共产党虽诞生较晚，但由于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革命性最坚决，组织发展也很快，从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在与中外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中，在部分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也是其他任何革命政党所不能做到的。在不同范围内，国共两党均处于执政地位，并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全国或局部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实践中，国共两党无论是两次合作，还是两次分裂，都充分证明了两党在中国政局中的决定作用。两党的政治斗争则构成了中国政局演变的主轴，充斥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性、反复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并进一步突破地域的相对独立性，影响到亚太、世界的政治关系格局。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均曾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的发展，对于两党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合作的凝聚力超过了斗争的耗散力，中国政局相对地朝着平缓的方向发展。但两次严重的分峙，都曾使国家、民族和人民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中国政局也因之急剧变动、转换。第一次国共合作，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锻炼了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扩大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影响，唤醒了多灾多难的国民。而第一次分裂，则使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到残酷的摧残，两党十年严重武装对抗、内战，自损国力，结果招致外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灾难，中国政局也从此突破了地域的相对独立性，与世界政治格局交织在一起。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在共同的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再度携手，并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首次完全彻底的胜利，树立了中国国际新形象，提高了国际地位，也因此在后来的世界国际政治关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后，国共两党关系再次由合作走向分裂，中国政局亦再度陷入动荡之中。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扶持、援助下，顽固地坚持内战、分裂、独裁政策，使战后和平建国的契机失之交臂，国共两党政治斗争迅速发展为有美国家前途、命运抉择的战略决战。在这场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并缔造了人民民主共和国，使国家获得了新生，中国政局也从此进入稳定、和平、发展的政治轨道。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和美国武装介入台湾海峡，致使海峡两岸造成长期的分峙。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实现海峡两岸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两党关系走向，仍将具有决定性作用。
    总之，今天重新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应该如何去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②《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第1月。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64、3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